随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断扩大,病毒和瘟疫这两个字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其实,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这两个词一直伴随着人类,从未真正远离。
今天阿信想讲的,是发生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几场瘟疫以及随后建立的防疫体系。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刚刚爆发辛亥革命的武汉,曾在1912大瘟疫中神奇地逃过一劫。 今天故事的来源,都出自1912年的《申报》报道。
1
汉口
新旧端午都不准过,也没事
武汉是首义之地。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后,清政府派出了北洋新军,冯国璋实际指挥,征讨武汉。 两军在汉口打了一场保卫仗,革命军最终退守武昌。接下来袁世凯暗令停火,两军开始了南北议和前长达47天的对峙。
停战了,议和了,民国了,可是汉口被打成一处烂摊子。二月之后,汉口城市建设恢复迫在眉睫。
1911年汉口,清军水师巡洋舰为镇压起义新军开炮导致大火。图为俄国领事馆后面的一座仓库中弹着火
一是武汉三镇内外,充斥着军人警察,超过十万名。
这时已是阳历四月,眼看着天气就快热起来了,“秽气熏蒸,恐有酿疫之患”。
老百姓也不想受瘟疫之苦,他们的应对方式是:过端午节。因为此前过正月初一,被武昌军政府严厉禁止,大家就传说,新朝用新历,那端午也改在阳历5月5日吧。反正目的是一样的,“收瘟摄毒,预戢时疫”。
于是用纸扎龙船,组织迎神会,不亦乐乎。这股过节风也吹到了军政各界,公务员私下议论,希望5月5日能放假一天,军队更是提出要求,希望照例赏给酒肉。
黎元洪听说此事,很不高兴,发了一道通令,说“过节”原来是我国的陋习,现在民国开创,正要改良社会,荡除旧习,军政人士,应当以身作则,不准过节。
没在端午节求神佑护,万幸,到了夏天,武汉三镇,包括大兴土木的汉口,都没有爆发瘟疫。
整个1912年,唯一的一次惊吓,来自客船江新轮,这艘长江轮船从上海驶来,船上有人死于霍乱。江新轮三天后抵达汉口港,立即被扣留隔离,经过半天消毒之后才被放行。
汉口保卫战前后共持续了40多天,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也为各省响应武昌起义赢得了时间。在40多天的战斗中,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这张照片正是一张战后红十字会医院内的影像。基本每个床上都有受伤的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站在中间,胳膊上带着标志,正在进行管理。
在1912年八月的上海之前,先一步出现疫情的,是六月的天津与北京。
6月8日《申报》引用路透社报道:
“由香港开往天津之昌新(译音)轮船,有搭客三人,先后患疫猝毙,迨至烟台即被验疫所扣留,验系肺炎病传染,现天津租界已准备预防。”
我们不知道在这三名香港来客暴死于船上之前,京津地区是否已出现疫情——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仅仅四天以后,路透社的报道已经是“京中近来疫势颇盛”,北京各学堂都提出了“提前放暑假”的预案,以免出现大面积的传染。
2
上海
被日本列为了疫区
八月底的上海,暑气仍然闷人。
同日同版的《申报》上,还配了一篇时评,说“西门外小菜场往南一带”,各家门上,满悬着纸锭,铙钹声、锣鼓声震耳,也就是说,家家都在办丧事。
又来到闸北,各条弄堂里垃圾堆积如山,也不曾分类干湿,臭气熏蒸。记者感慨道:
“近来租界已发现疫症,而尚不自清洁若是,呜呼迷信犹昔,不讲卫生犹昔,乌乎其为新国民?”
闸北,正是后来被称为“水中含病菌之多,为全世界之冠”的多次霍乱爆发点。
1912年的上海霍乱,看到的材料很少,远不如“最为惨烈”的1938年大霍乱数据多。
1938年记载的霍乱发病人数为11365人,死亡人数2246人。而1912年,只是笼统地说“死者数千人”。
但两个年份有一个共同点,即因为战争与水灾的缘故,大批难民涌入,造成了霍乱病菌的大面积传播与交叉感染。
1904年法租界八仙桥及周围越界筑路区道路,即太平桥一带
霍乱传播后,小孩死亡极多,每天都有十多名,大都被脱光衣服,丢在路边,无人理会。幸亏有收字纸的人,每天负责背这些孩童的尸体到城里,交给慈善团。每背去一具童尸,慈善团给他两角钱,大约可以买三斤糙米。
3
红十字会在行动
1912年9月4日,南京下关有一名外国人,染上霍乱去世。还有别的病人,住在马克林医院,病势沉重。而军队里,也发现了感染者。
9月下旬,霍乱终于传到了南京上游的武汉。有数人死亡,症状疑似霍乱,但似乎没有进一步的报道。
江苏省加强了各县的排查防疫工作。
苏州号称东方威尼斯,沟汊纵横,用水也极不卫生,喝茶做饭,洗衣服涮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道里的水。
因此苏州警局发出通告,要求城内各茶馆,及供应居民开水的老虎灶,必须雇用水船,到城外汲取清洁河水,“以重卫生”。
“老虎灶”为城市里供应水的地方
只是这些百姓,“不知公益为何物”,依然从城里臭水河里打水来卖,导致疫症流行。
警局于是派警察到各老虎灶随机检查,如果发现水质不合格,就不准出售。新闻里说,因为这些派出的巡警“不善开导,稍用强硬手段”,激发商户的反弹,认为警局是借此勒捐,发起了全苏州的老虎灶罢市。整个苏州好几天没有开水喝。
截至9月27日《申报》发出报道为止,还没有结束罢市的消息。
9月底,温州遭遇特大水灾,“瓯江浮尸列若繁星”,地方官绅来不及打捞的,没有漂入大海的,都浮在江面上,臭闻数十里,江里的鱼类根本不能吃。
大灾之后大疫发作,不到20天,方圆不过270里的灾区,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人。温州地方政府一面致电浙江都督申请拨款,一面联合致电上海红十字会、赤十字会求助——对,这是两个慈善组织,赤十字会由张竹君于1911年10月创办,用意是区别于1905年创立、此时日益带有官方色彩的中国红十字会。
这两个慈善会曾在汉口保卫战中联手救护伤兵,后来又辗转南京、苏州、杭州、嘉兴等地。可以说辛亥年有战争处,就有红十字会与赤十字会的身影。
张竹君女士小影(1904年第9期《女子世界》)
不过,史载赤十字会已于1912年4月解散。温州10月向上海发求援电,不知道是否未知赤十字会解散消息?
在后来温州救灾的报道中,就只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名字。
12月29日《申报》报道,红十字会多支放赈与救疫的小队,奔赴瑞安、景宁等灾情最重之地,但他们带去的棉衣银米,迅速告缺,只能急电上海催运。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还在负责河北地区涿州、良乡等地的雪灾救济,耗费棉衣六万套,米粮银钱约合大洋二十万元,但这些钱粮物资,只够125万灾民20天的用度。
最后,红十字会托顾问向美国欧洲各团体募捐。因为责任重,存款不足,对于南北灾情,红十字会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再没有国外的援助,今冬每天冻饿病死的灾民将以百计。
4
中外协力抗鼠疫
其实1910年伍连德主持扑灭的鼠疫,并非只发生在东北一处。上海同样遭受波及。
当时,上海由英美工部局发起,在马路中间树起了一道铅皮墙,用来隔绝带有病毒的老鼠乱窜。
说白了,这是租界自保的策略,想将鼠疫隔绝在租界之外。
但1912年底,租界还是爆发了鼠疫。接连有商贩店伙染病去世。据报道,“查染疫者咳嗽痰带鲜血,现又时值冬令,与往岁东三省肺瘟相仿”。
唯一进步的地方是,因为1910年曾出现租界华人染疫,外国医院拒绝收治的情况,上海以红十字会副会长沈仲礼为首的绅商,发起成立了天津路公立医院,对于染上鼠疫的华人,免费收治。
《申报》昭告市民,如果一旦发现有人染上鼠疫,应当立刻将病人送入公立医院。如果家人不忍离开,医院也备有病毒疫苗,家人注射之后,可以留下陪护病人。倘病人不幸死亡,也可以照常殡殓,不必火化。
中外协力,也是1912年上海鼠疫不像两年前那么严重的重要原因。
5
庚子赔款开建五所传染病医院
1912年8月29日以来,上海开往日本的所有船只,都需要在长崎停留隔离三至五天,接受检疫。
不过,严密的检疫制度,也未能让日本幸免于此次东亚霍乱。
10月4日路透社电,霍乱在日本传染迅速,已经有十四个县出现感染者,一共有736人。
动物试验
而年末的鼠疫,也没有放过东北亚。 12月15日,报载贝加尔湖有鼠疫发现,满洲里车站附近也发现了三名疑似感染者。第二天的消息,哈尔滨有三名哥萨克兵染上鼠疫去世。
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11国代表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伍连德(前排右四),副主席:北里柴三郎(前排左五),锡良(前右三),施肇基(后右五)
9月18日,欧美外交团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最后形成决议,从中国政府当年庚子赔款中拨出8000英镑,请伍连德博士赴东北设立疫症医院五所。
1911年,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溯自革命以前,卫生行政,几完全操诸警吏之手,彼等徒知取缔垃圾,清扫街道,即以为满足。……对于如何推行公共卫生,懵然罔觉,常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贻害民族,实非浅鲜。”
这就是1912年的瘟疫纪事,也是中国现代防疫的开端。当时《申报》感叹“验疫为保障人民生命之要务,关系实非浅鲜,我国于此等事向不注意”。
《申报》曾发表一封赴日人士来函,描述了日本检疫的经过。
医生发给每个人一个玻璃盒,要求乘客留置自己的大便。作者的弟弟正在生病,此前乘船,一日一夜水米不进,根本拉不出屎,憋了半天,又吃了药,才“出便一次”。第二天医生又来,正式验病,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放他们这些头等客人上岸。
写信人一面感慨“虚费此三日光阴”,一面也承认“在日人之意,未尝不善,公务所在,自不肯轻忽”。
他由是生出感慨:“我中华民国,卫生智识不知何日能发达,检疫之举,并关国权,又不知何日能如各国之设备周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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