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图来自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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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对故宫的研究，还有个人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沈兼士先生。

1931年，鲁迅回北京省亲，沈兼士等人宴请他，席间赠其一套《清代文字狱档案》。回到上海，鲁迅读得很认真，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对此书大发了一通感慨。这本书现在还藏在鲁迅博物馆里。我看到其中的章节，昏暗得很，真的像魔鬼的生活。于是便对编撰此书的沈兼士这些学者表示出一种敬意来。

沈兼士也是章太炎弟子，与鲁迅兄弟同学，关系较深。他在故宫博物院建立不久就到了那里兼职，做文献馆的馆长。他是个对文献颇为敏感的人。1921年，清廷的“大内档案”要被化为纸浆的消息传来，他设法把一千五百多袋档案归为北京大学保护。那时候他指导的学生单士元做的功课就是清代文字狱档案研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萌生了编撰文字狱档案的念头。

我第一次读到《清代文字狱档案》，倒吸了一口冷气，才知道晚清那代人为何对专制主义痛恨不已。该书辑录了雍正、乾隆两朝六十五起文字狱冤案的资料。这是根据清代军机处藏的奏折、口供、谕旨等编辑的两册资料。所涉的案件颇为荒唐，有的因家谱起事，有的系诗词惹祸，有的乃学问笔记而被定罪。这份材料的好处是有官僚体系的语码，上下间主奴之影。而读书人的可怜之态，也历历在目。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口语的运用，与今人无疑，在乾隆时期，白话已经成型了。但印象最深的是凌迟之刑，株连九族之策，真的是地狱般的存在。古中国的治人之术，在此都浮现出来。我们只有看到这些，才明白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胡适、陈独秀之前，文人的思想天地多被限制了。

故宫所藏的东西如此之多，他们不去编器皿、书画之类的东西，而去清理旧朝的冤假错案，那一定是有一种情结，说是辛亥革命的记忆使然也是对的。遥想当年在日本随老师章太炎大谈国事，排满兴汉的情绪，现在自己却成了旧物的保护与研究者，那感觉一定是特别的。当沈兼士和朋友们出进紫禁城的时候，精神或许是新旧参半，昔年所思，今已大变。时光洗涤下的皇宫，延续着民族苦运的痕迹。沈兼士在金碧辉煌的屋檐下，是乐不起来的。

关于沈兼士有各种叙述。鲁迅与周作人对他的看法不一。前者喜欢，后者抱怨。鲁迅觉得沈氏憨厚，认真，颇有旧情，值得一交。周作人则相反，以为他世故，有道学的痕迹。其实周作人对沈兼士的微词乃源于日伪经历的不快。1945年周作人入狱，沈兼士在那时候是政府接收大学的要员，自然在两个世界。周作人耿耿于此，从对沈氏的看法里能略见一斑。

沈兼士是个有学术眼光的人。他不拘泥于章太炎的思想，在治学中有另一种情怀，那就是把文字学研究与文物的研究对照进行，看重文物的价值。他在思想上是有立场的，不像周作人那样的个人主义。日本占领北平时候，他是抗战的人士，遂被宪兵所追。而那时候他的学术与气节，都有点旧文人气，但又没有旧文人的迂腐，思想是畅达的。他的出入故宫，似乎是有种大的期待，那就是把旧学里的真气搞出来，驱邪立正。如此而已。

鲁迅对沈兼士的印象好,不是没有道理。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好。台静农在《北平辅仁旧事》中说: 兼士先生与援庵先生是好友,兼士先生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时,曾聘援庵先生任导师，我就是他在研究所的学生。兼士先生始终任辅大文学院长,援庵先生曾休假一年,即由兼士先生代理……当时辅大有一编译所,中英文各居其半,兼士先生主编了《广韵声系》，现在本校任教的李维棻君曾参与其事。维棻说：他是经常来到编辑处,指导他们工作的。他还提倡在中文系设一特别讲座,请校外学者专题演讲,时间若干周不定。而以一个专题结束为止。二十一年(1932年)起,首次由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主旨从公安、竟陵以降,言志与载道两大源流互相消长,直到五四后的革命文学。学生邓恭三君笔记记得很好,于是就印成了一本小书。兼士先生题签。一度很流行,因为可以看出他对新文学的见解。（台静农《龙坡杂文》一八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从台静农的回忆录里,看得出沈兼士的为人与为学，都是不随流俗的。他对教学有一套理念,研究历史也有一种特别的眼光。他在故宫做事,都是默默的，不去张扬自己。鲁迅对故宫里的学者的看法平平，没有抱什么希望。独对友人编辑的这套《清代文字狱档案》是赞赏的,沈兼士等人的功德，不是别人能及的。

我相信他在故宫时的感觉是不同于同代人的。在历史的进程里,便知道我们还在旧影子里，所以他的精神总有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历史的新人。章太炎的与时俱进的意识,多少还是影响了他的。 无论在厦门还是北京,沈兼士对人的忠厚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鲁迅由他,发出过诸多感叹。在一定程度,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沈兼士在北京学界不太抛头露面，是低调的人。他在故宫留下的痕迹，值得打量。新文化理念如何渗入其间，其学术思路对文物的整理影响如何，真的可以好好研究的。

海棠，图来自故宫博物院

5

许多年间，故宫曾是遗民心仪的地方。郑孝胥、罗振玉都在此留下诸多故事。那些皇族后裔对其看法一定也是复杂的,依恋与感怀常在一些人的诗文里看到。北京的遗民一向很多,曾经是一道风景。近代以来风气大变,不易见到遗老气的人物了。其实皇族的生活,在民国初是遭到阻隔的,紫禁城的那些遗风只剩下了私密里的怅惘，雅一点说是一种学术的感怀。大凡皇族,在民国的日子都过得不好,启功先生的一家,就是这样的。有许多满族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把自己变成汉族人。排满的风气成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于是当年的显赫散落到街巷的尘旅里,历史在那时候把前朝的如花的繁景淹没了。

遗民里的作品,多有感伤,不被人欣赏。因为古怪,新文人都不太喜欢。文学史家对此都不愿意着墨。实际的情况是,那些弄新文学的人,也偶尔写点旧诗,不过多是弄着玩,不太正襟危坐。于是旁枝斜处,异腔怪调出来,匪气缭绕,也算一个传统的。台阁间的星星点点,遂消失到历史的洞穴里了。

启功对自己幼时的生活不堪回首。一家人在清苦里挣扎,世态炎凉了解颇深。他是皇族，乃雍正皇帝第五个儿子弘昼的后代。到了其父辈时，已经衰落，显赫的门庭被凄凉之景代替了。他后来随老师学画，往来于故宫内外，内心一定复杂的。大约在三十年代初，他常出入故宫,主要是随一些学人去进行文物鉴定,慢慢地自己也成了文物方面的专家。我在故宫的一些资料里看到,启功在字画鉴定上后来者居上,一直被学界所认可的。朱家溍、徐邦达和他的功力,都是不浅的。

有一次,他和朱家到故宫,到了神武门门口,朱家溍说,到您家了。启功笑道:真的是到您家了。明代乃朱姓为皇，清代易为启功的先人，如今都空空如也，只剩下了红墙绿瓦，可凭吊的还有什么呢？

在启功的文章里,谈到了故宫岁月的瞬间: 我在十七八岁时从贾羲民先生学画,同时也由贾老师介绍并向吴竟汀先生学画。也看过些影印缩印的古画。那时正是故宫博物院陆续展出古代书画之始,每月一、二、三日为优待参观日子,每人票价由一元减为三角钱。在陈列品中,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换。其他文物我不关心,古书画的更换添补,最引学书画的人和鉴赏家们的极大兴趣。我的老师常常率领我和同学们到这时候去参观。有些前代名家在著作书中和画上题跋中提到的某某名家,这时居然见到真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听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启功《文心书魂》一四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启功的回忆让我们想象出彼时展览的盛况。故宫的展览对后人的影响不可小视。林风眠、徐悲鸿对那里的展览，都有很美好的记忆。在驻足于大殿空房之时，启功一定感慨万千，在自己祖先的握权之地，想想天地万物，空无与寂寥，都会有的。

但是他对皇权文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这有他的诗为证。他在《读史》里写道: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 龂龂争辩 。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这样的态度,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启示,还是别的思想的暗示?其看法与左翼作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倒是有趣的。我猜想一定是与陈垣、台静农这样的学者的影响与自己的体验有关。陈垣读史,眼光敏锐,不是别人可比的。其间的苍凉之感,启功不是不知道。台静农谈汉代文化的文字,他也是清楚的。这些同事与前辈对他是高高的存在,对世间的政治权力的看法都很切实,没有媚俗的东西的。他对故宫的态度,似乎没有眷恋,那些过眼的东西,过去就过去了吧，有什么值得留念呢? 但故宫的藏品使他受益匪浅。他在文章中讲到对张伯驹捐献的陆机的《平复帖》的喜爱,而王的《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也是他揣摩已久的精品。故宫的佳作真的太多了,他往返于此,喜欢的是那里的珍品。他的书法从深宫里得到滋润,那里幽婉的所在,在线条的美丽中提供的爱意,是与祖先的遗绪不同的。

我们在启功先生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皇族气，他幽默、博学，喜欢自嘲，能画,能文,但都和旧式文人有别。比如喜欢打油诗,是读书人玩闹,不必见真。在京派学者那里，显得稀少。由贵族变为平民，又不失智慧，于是便显得很有风骨。除书法艺术外，启功的打油诗写得很好，是高于五四后诸多文人的。写打油诗也有许多奇人，比如聂绀弩、杨宪益都是。他们以嬉笑自嘲的口吻,打量人生,智慧和趣味都有,可谓高手。启功从贵族群落流散到普通教书人的地步,也成就了他的艺术上的业绩。

从贵族到寻常百姓的转变,那也是他体味精神隐秘的过程。他的诗文里的趣味,是别人少见的。能写打油诗的人,多是那些有学问的人,他们弄弄古董,玩玩字画,或是搞一点考古学的东西。品位是不同的。而这里,启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无疑。

现在,他的几个弟子依然工作于紫禁城里,已成了鉴赏文物的大人物了。远去的时光流走了苦梦,没有什么神圣无比的遗存。启功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古雅与美的记忆,但我们要是细读他的文字,则感到那些与遗民的恩怨没有关系,其诙谐的与微笑的文字,是透彻的感慨，老子与嵇康式智慧,加之现代人的反讽,把我们的阅读从士大夫的兴趣里移开了。

杏花，图来自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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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故宫的历史，有两个人我一直抱有兴趣。一是易培基，二是马衡，他们都做过院长。马衡的时间更长，有十九年之久。我们这些外行人到故宫，看的是外表的样子，可是读这两个人的资料、手札、日记，则感到那里的水之深，非外人可以想到。

关于易培基，鲁迅与他是熟悉的，原因是其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他1929年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主管工作的业绩如何，资料太少，无从知道。但1932年便被指侵占盗卖文物，次年他愤而辞职，以平民身份反诉指控者。但法院对其一直态度强硬，以致至死亦未能翻案。

马衡是在“易案”沸沸扬扬的时候接任院长一职的。此时北平知识界颇为复杂，派系林立。加之社会昏暗，一到任就有如履薄冰之感。在马衡眼里，故宫是牵动许多人神经的地方。他未尝不知道易培基的案子乃棘手之事，但到任时只能一心工作，不问矛盾，精心盘点各类文物。易案给他的教训是，宫中的管理，要有条理，建章建制是重要的。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人为的陷阱里。

我后来有机会读到马衡的影印本日记，见到他的公文手札，感到为官的不易。俗事、烦事、难事重重，几乎在无形的网里，不得不谨慎为之。本来可以专心治学，但后来被无尽的琐事耗掉时光，对他个人，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他的书法很好，对金石学研究很深。读到他的手札，是一种美的享受，飘逸中带着幽远的神气。他喜欢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国故，对考古、民俗均有兴趣，文字学的功底更深。马衡曾抄写了一本王国维的《三字石经考》，后有题跋。文中说道： 《三字石经考》为亡友海宁王静庵先生遗著。一碑图、二经文异同、三古文、四附录。录《隶释》所录魏石经图，乃未竟之稿。先生归道山后，衡录副藏之，暇当为之整理增订受之梓人。忆自十二年秋，衡得石经残石，先生亦于是时来北京，乃相于摩挲、审辩，有所发明，则彼此奔走相告，四年以来未尝或辍，而今已矣。无复质疑问难之人矣。读此遗编，倍增怅惘。十六年十一月七日马衡识（《马衡诗抄·佚文卷》一六二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他和王国维的关系，完全是学术上的，相知很深。在那样的乱世，要潜心学问，代价很大。马衡爱才，也爱文物如生命一般。他很有原则，用情亦深。读他1948年至次年的日记，惊心动魄之处多多。国共战事最紧的时候，他多次拒绝国军进入午门之内，警察要驻扎宫内，也被婉拒。凡关于文物保护之事，底线不可突破，是他的原则。日记涉猎面很广，政治、军事、文化、人际关系等事都留痕迹，有的是不可多得的片段，也是我们研究易代之际中国史的一手资料。其中对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文字，有别处没有的信息。后来的学者于此可以感到许多趣事。如何拮据，如何周旋，如何病倒，都有记载，对我来讲，真的是了解那个时代读书人难得的文本。

多年前藏书家方继孝告我有马衡手稿一份。后来读之，大为惊异，这是关于易培基案翻案的文字。此前人们普遍认为马衡是易案背后的导演者，手札完全推翻了旧说，案件可大白于天者也。文中说：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屡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误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著者附识。一九五零年一月。（《旧墨记》一二四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现任院长郑欣淼有《关于故宫“盗宝案”》的文章，对马衡多有赞誉，亦对易培基有诸多心解。我阅览几任院长的墨迹，深知紫禁城的大矣深矣。郑欣淼建议的“故宫学”也不无道理。我们凝视这里，不都是皇家历史，还有知识界的风云，读书人之命运。易培基、马衡以来的线索，书写着紫禁城的另一种史。我觉得它的深宫大院疏散的信息，和我们这样普通的百姓，并非无关。大家都在一个巨大的围墙里，不论出去还是进来，命运似乎在轮回里流动。台阁与山林，有时没有界限。

知堂先生说，中国的在野的与庙台间的人，精神差不了多少。诚哉斯言。大清王朝落幕久矣，而烙印却在众人的记忆里。读书人对它的神秘的存在的打量，及其他人暗读秘史时的兴奋，都昭示着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只要看清宫戏的不绝，每日参观故宫与恭王府的人之多，就会感到，皇宫里的风，一时是刮不完的。

2010年1月28日于北京城南

作者：孙郁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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