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古都西安，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回望这段历史，如果当年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迁校的历程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或许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两所分别位于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同样蜚声海内外的交通大学。

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

1955年4月6日晚上，上海徐汇，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这次北京来电中所谈的内容，也直接影响了彭康校长以及许多交大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

在彭康校长接到电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3月30日，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

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0年代，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正门

3月31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向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等7位中央领导人报告，并得到圈阅同意。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4月6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以电话告知的形式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同志。其后，高教部于7月21日正式发文通知交通大学：“经我部研究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你校自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

数千名教职员工和家属陆续迁往西安

1955年4月9日，彭康校长根据高教部的电话通知，迅速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部署相关工作，并指派总务长任梦林等人去北京高教部接受新校址的筹建任务。

５月，彭康带领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几位系主任和老教授奔赴西安，共同察看和商议校址，最后选择了西安市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离市区1.5公里的皇甫庄一片黄土地作为新校址。新校址的对面是唐代兴庆宫和龙池遗址。

踏勘新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由副校长陈石英任主任委员，教务长陈大燮、总务长任梦林任副主任委员。党内成立苏庄、邓旭初和任梦林组成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设备装箱

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建成了教学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

1956年7月20日，在副教务长张鸿带领下，第一批教职员工和家属迁往西安。8月10日，副校长苏庄率领600余名学生和400余名教职工和家属乘火车到西安。9月初，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校址报到。这样一二年级学生共3906人，教师243人，员工572人，已可以正常开展教学活动了。

首批交大迁校教职员工踏上西迁旅途，

图为当时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欢送的情景

迁校起了风波，周总理提出三个方案

本来按照已定迁校方案可操作下去，但随着1957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一部分教师对西迁存在的不同想法，迁校起了风波。

当时国际上中美大使级会谈趋于缓和，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大环境有所变化，交大校园内对于是否继续迁校也有了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迁校是中央的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应该迁。但是，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迁到西安是不正确的。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不要全迁，或缓迁、或在西安设分校。交大党委及时向高教部汇报了不同意见，原本进行中的各项搬运工作及西安的基建工作由此被暂停。

建设校园

党中央、国务院、高教部都非常关心交大的西迁，周恩来总理对此更是非常重视，他决定亲自过问并处理这一问题。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连续3天与交大教工代表和领导谈话。5月28日，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彭康校长和著名教授陈大燮、程孝刚等座谈，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2点，周总理也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他强调：“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西安已经招收两千多名新生，西安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骑虎难下’，……交大问题如何解决？着眼点还是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对于迁校，周总理提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要有多数人去，交大的老底子还保存……

第二个方案 ，新的形势，沿海与内地兼顾，上海还有需要。

第三个方案 是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对支援西北人民有好处，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大也有利……

周总理最后说：交大的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交大自己讨论，决定后再上报高等教育部批准。

广大师生听取了彭康校长传达的周总理讲话，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亲切、中肯、全面、客观，信任交大师生，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由交大师生自己决定，尊重交大师生。于是，交大党委根据广大师生的意见，在1957年6月23日向高教部上报：“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学校，统一领导。”

从交大的两个部分到各自独立的两所高校

1957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笔致函杨秀峰，通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的新方案。全文如下：

杨秀峰部长：

八月四日高教部报告和九月四日你的来信均阅。关于交通大学解决迁校问题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现再正式函告批准，请即命令公布，以利进行。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1957年9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批复》，正式批准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自此之后的1957年9月到1959年7月，差不多近两年间，交通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

建设校园

时间到了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比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许多不便之处。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同志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同志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学生们在西迁后的交大图书馆阅览室

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上海新村”

回顾交大西迁历程，很多事情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做成的。而当时，在师生员工对西迁有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彭康校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

他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

交通大学西迁之时，彭康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举家西迁，在西北扎下根。

彭康校长

处理迁校过程中，彭康校长通过上海的有关部门，动员一批理发、修鞋师傅配套西迁，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上海新村”，使师生员工很快适应西安的生活。

一对教授夫妇动情地在“西迁”回忆录中写道：“在搬迁前十几日，总务处就派人到各家，帮助教师把所有家具用麻袋、草绳仔细地捆扎好，甚至把煤球炉也捆得好好的，使我们一到西安就能生火做饭。列车一到西安，学校立刻派车把我们接到教工宿舍。到宿舍一看，都惊喜绝了：一切家具都已安排妥当，房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碗筷、碗勺都放在原先的包裹里，我们只要打开铺盖就能休息了。这一切都是彭康校长安排的。”

1956年9月，彭康在西安主持兴办了数理力学系、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等7个尖端新专业，连同迁来的电机、动力、机械各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格局。

西安教工宿舍外景

他们把校风、教风、学风扎根在黄土地上

在彭康的号召下，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到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西迁时已57岁，接近花甲之年。而且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并且周恩来总理也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毅然决然，安顿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迁队伍之中。

授课中的钟兆琳教授

到西安后，钟兆琳没有以教授自居，和广大师生一起，天天吃食堂。他是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的教授。年近花甲的钟兆琳，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将西安交大电机系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此后又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钟教授直到80岁高龄，仍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学习维吾尔语，为新疆人民服务。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是中国锅炉专业、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作家冰心的外甥女）决定，将自己位于牯岭路（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至今有人说起此事，认为他们太吃亏了，房子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陈学俊这样解释道：“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对房子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了。”

陈学俊教授和家人

陈学俊来到西安后，开始指导研究生研究两相流与传热课题，他在国内外首先提出 “液膜倒置”现象。夫人袁旦庆则带着40多位教员，在果园、荒地上，建起了实验室，编写教程，培养年轻教师。两人将大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西安交大。离休后，陈学俊和袁旦庆拿出积蓄，资助了数十位陕南农村的贫困孩子上学。2017年7月4日，98岁高龄的陈学俊教授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的陈大燮教授是我国热力工程学界的先驱。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作为我国热力工程教育的开拓者，陈大燮教授同杨世铭教授一起，将热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也把交通大学的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牢牢扎根在西北黄土地上。他在生前立下遗嘱，自己的遗产不留给后代，这样对后代有益。去世后家属遵其遗言，将留下的3万元储蓄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夫人去世，女儿又将其留给夫人的一万元生活费悉数捐献。西安交大以此4万元为基金，设立“陈大燮奖学金”。

陈大燮教授在指导学生

没有晚开一天学、迟开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没有因为迁校而晚开一天学、迟开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当时到西安的学生徐通模（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回忆说：“那时西安他们是这样形容的——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西安的生活条件和上海根本不能比，十分艰苦。一群热血青年学生对学校西迁充满信心和热情，电制53班学生在1956年3月，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祝贺学校西迁。据交大校刊记载，从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个班级在“西安”胜利会师，全体同学实际跑步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

开学典礼

西迁中不仅有著名的教授，也有讲师、助教、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他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黄土地，交大人自豪地说：“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我的家。”

当时西迁的教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66岁。沈云扉再三婉拒学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自己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学校的驻沪办事处。

有一位“老花工”胡全贵师傅，从上海到西安，他为交大的绿化事业奉献了一生。六十多年前从上海同时迁来的梧桐树，如今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当他退休要回老家时，却有人看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抱着他培育长成的梧桐树失声痛哭。

西迁后的交大校园

六十多年过去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这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各自走过了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都成为国家“211”“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取得了辉煌成绩。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双一流”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争创世界一流学科），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双双荣列“双一流”建设名单。

从上海到西安，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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