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书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书像人一样，有生命。书的生命历程中也有故事，这些故事会因为书有了新主人、新读者而继续。如果书像人，那么犹太人的书就像犹太人。它们像犹太人那样流浪，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漂过大陆和海洋，更换着主人，有时几近毁灭（有时真的有违人愿而踪迹全无），却又碰到奇迹，获得拯救，历经了适应和改变，见证了慷慨与奉献，最终挺过时艰，幸存至今。一页页犹太人的书籍以种种方式再现了犹太人（以及一些非犹太人）的生命，他们在这些书的故事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探讨一本书的生命。我要借此探讨两个大问题。首先，作为实物与人工制品，此书的物质特征怎样超越了书中文本的意义？其次，此书的生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一本书对它的拥有者具有深意和价值，又如何在我们试图理解此书在犹太历史经验中的地位时对我们具有意义？

这本书来自费城的自由图书馆，排架号是“刘易斯140”，是一本犹太人用的圣经（即基督教所谓《旧约》），以精美的玳瑁壳装订，这个壳子可能是19世纪才加上去的（见题图）。此书的生命由我和我以前一个学生寻回。约12年前，塔里·阿比特在我的指导下撰写一篇本科高年级论文，她发现了一些我没想到的东西。

起初，此书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留意。大约12年前，我和一位同事造访了自由图书馆的善本书特藏部，当时是想看中世纪写本。我随口问一位管理员，是否藏有犹太或希伯来文书籍，他非常肯定地回答说：“据我所知是没有。”然而，几年后，一位来访的以色列同事告诉我：自由图书馆在给约翰·F.刘易斯藏书重新编目时“发现”了几份希伯来文写本，图书馆负责人请他去鉴定。刘易斯捐赠的这些藏书多为法国的圣经、祈祷书，以及主要是古典阿拉伯语的东方写本，如今在美国这方面的藏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我立即问他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不过是几本16世纪意大利的祈祷书，以及一部里斯本圣经。”我听了就感到，这部里斯本圣经很可能价值极高且装帧精美，由15世纪晚期里斯本一个著名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合开的作坊出品。1497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葡萄牙，此前几十年里，这个作坊一度很兴盛。这个作坊出品的最有名的圣经应该就是大英图书馆所藏的一部里斯本圣经。我心想，费城如果能有这样一本书，那真是惊人！

我当即打电话给自由图书馆，预约时间去看此书。我所见到的却根本不是我所料想的，但从那一刻起，这本书的生命开始向我展开。

我们先来看末页（colophon），要理清任何写本的历史，一般都从末页入手。此页损毁严重，一些句子无法辨认，抄写员和买家的名字以及地名都被完全污损了，今天即使放在紫外线下也看不清写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谁该为这种粗暴行为负责，但手稿后来的主人试图抹去前主人的记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人从来不希望被提醒，他们拥有的东西以前是属于别人的。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此写本完成于希伯来历5256年，即公元1496年。另外，末页上写本产地的名字已漫漶不清，但我和我以色列的朋友都认为是以希伯来文字母lamed开头。如果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是葡萄牙的里斯本。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他们中许多人逃到葡萄牙，那里允许他们待到1497年，在这一年，他们得在改宗或离开（离开者得将自己的孩子留在葡萄牙）之间做出选择。因此，这个写本完全有可能是在1496年抄写的。正因为如此，我的同事才称之为里斯本圣经。

然而，这本圣经与著名的里斯本作坊制作的圣经或其他书籍一点都不像。我们只需对比下大英图书馆所藏的里斯本圣经和这本圣经的《创世记》的开篇页，即可一目了然，两者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自由图书馆的圣经在篇首单词周围没有精致的意大利风格的花边装饰，而这种装饰在里斯本圣经写本中随处可见。但是，自由图书馆的圣经看起来确实像15世纪后半叶在西班牙制作的典型的希伯来文圣经，尤其是卡斯提尔地区制作的圣经。

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下作为书的希伯来文圣经的早期历史，即学者们所谓的抄本（codex，相对于“卷轴”[scroll]而言）的历史。第一批犹太圣经抄本，也是现存最早的犹太文本的抄本，写成于9世纪晚期、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的近东地区。我们来看这类抄本中典型的一页，出自大名鼎鼎的列宁格勒抄本，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它如今由位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拥有，实际写成于1008年的开罗。它每页有三栏圣经文本，形式上模仿了卷轴，但在上下留白处，以及在栏与栏之间，有所谓的“马所拉”（Masorah，字面意思是“传统”）。马所拉是大量的注释，标举了希伯来文圣经文本中的每一种现象，比如文本中哪里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字词或短语，哪里有值得注意的句法和语音现象，哪个词的书面形式与实际发音不一致，以及诸多非典型的抄写特征——如大小写字母、带点的字母等等。上下留白处写着细小的字，这叫大马所拉（Masorah magna/Gedolah），是一种充分、完整的马所拉注释；栏与栏之间那些草草的标记叫小马所拉（Masorah parva/ketanah），是一种缩略形式的注释，通常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注出一个字词或短语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对于马所拉的用途，传统解释是，它用来确保希伯来文圣经文本在传播时的准确性。但它也许还有额外的功能和目的，这里无法展开。无论如何，这些早期的圣经抄本也是我们拥有的最早记录了马所拉存在的文献，马所拉的形成似乎与抄本以这些早期希伯来文抄本的形式在犹太书写文化中的出现刚好同步。

塞法迪（字面意思是“西班牙”）希伯来文圣经是对早期近东希伯来文抄本的直接继承，它复制了后者的许多特点。近东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处在伊斯兰统治之下，它们之间因而联系方便，毫无疑问，塞法迪圣经是在伊斯兰统治时期形成于从10世纪到大约12世纪末的伊比利亚半岛。但不幸的是，这段时期没有一部完整的希伯来文圣经流传到今天。如今可以确定年代的最早来自西班牙的希伯来文圣经文本保存在多伦多大学的费希尔图书馆，是一部由几个抄本合成的《摩西五经》，于1188年在加泰罗尼亚的赫罗纳完成。

在所有早期塞法迪抄本中，最有名的叫希勒尔抄本（Hilleli Codex），这个抄本的原件在14世纪就消失了，但它早期的一个摹本成于1241年的西班牙托莱多，今天藏在纽约的犹太神学院。多伦多大学1188年抄本与希勒尔抄本在页面布局上几乎完全复制了早期马所拉抄本，只不过分成两栏而不是三栏。此外，连大小马所拉的位置也一样。

早期近东圣经抄本和大多数晚期塞法迪圣经最具特色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的装饰模式。它直接反映了当时伊斯兰教书籍，尤其是《古兰经》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明显的迹象是，所有这些抄本都有反偶像的特征——既没有人像也没有动物像，而只采用几何、建筑和花卉图案。这一特征在绘画装饰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早期近东的抄本中就已经得到证实，尤其出现在其开头与结尾的绘画页装饰中。这些书页通常称为地毯页，因为其精致的装饰复制了东方地毯上的图样，这些抄本的皮封面也采用了这些图样。地毯页直接反映了当时《古兰经》写本的设计，比如列宁格勒抄本的地毯页与同时期写于伊拉克的公元1000年左右的《古兰经》的地毯页非常相似。东道主文化给犹太书籍留下的印记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伊斯兰影响并不能解释希伯来文圣经书页上的一切。首先，马所拉页面中间两个重叠的正方形里面有一个六角星。这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大卫星或大卫盾，但在近东中世纪早期，这种设计叫所罗门印。它是伊斯兰和犹太文化中广泛使用的魔法符号，不具有特殊的犹太意义。因此，它出现在列宁格勒抄本的地毯页上也可能是受了伊斯兰影响。但另一个细节却没有丝毫伊斯兰影响。马所拉地毯页上使用了微写术（micrography），即页面上的几何图案是由迷你字母书写而成的。这种微写术其他书上没有，据说是一种独特的犹太艺术形式，或许是唯一真正原创的犹太艺术形式，它的发明似乎与犹太文化中采用抄本是同步的。

这类地毯页的使用一直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圣经的历史中。比如这页来自著名的大马士革王冠（Damascus Keter）抄本，成于1260年的西班牙托莱多；这里使用了同样的地毯页设计和微写术。再对照下我们要探讨的自由图书馆圣经的地毯页（见上图），其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些西班牙圣经中，微写术设计不限于地毯页，还运用于圣经的文本页。我们来看看这两页来自1232年成于托莱多的另一部圣经。上面的内容是“摩西之歌”，拉比律法要求这段文字用一种特殊的分行书写法抄写。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文本周围复杂精细、纵横交织的边框完全是由微写术构成的。另外，这种页面设计再次反映了同时代伊斯兰的传统设计。

以上探讨的这些塞法迪圣经的种种特点，都表明伊斯兰化特征对西班牙的犹太圣经的制作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哪怕西班牙进入基督教王国统治时代后，伊斯兰影响仍然存在。这后一点打破了贯穿整个犹太书籍历史的一条最常见的规则。那就是，在历史上，犹太书籍的物质特征几乎总能在其东道主文化所制作的非犹太书籍上找到对应。基督教时代的西班牙所制作的犹太圣经理当看起来像同时代西班牙的基督教圣经，但事实并非如此。对比一本1465年用加泰罗尼亚语撰写的《旧约》和一本现藏于马德里的埃斯科里亚图书馆的15世纪西班牙的犹太圣经，两者一点都不像。犹太圣经用几何或花边来装饰，上面没有人像，看起来像伊斯兰书籍的设计。

如何解释这种反常现象？也就是西班牙当时的主流文化已经是基督教文化，但犹太圣经为什么看上去仍然像伊斯兰书籍？有学者认为，它反映出塞法迪犹太人在文化上有保守主义倾向，或者说体现了基督教时代的西班牙犹太人对所谓的西班牙犹太史上的黄金时代抱有怀旧情绪。塞法迪希伯来文化的黄金时代从10世纪中期持续到12世纪中期，以安达卢斯为中心。基督教时代的西班牙犹太人晚至他们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仍在延续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某些特征，比如继续用阿拉伯诗歌的音律创作诗歌。

此类解释颇有道理，但选择什么装饰图样可能另有一层含义。书籍装饰和建筑样式上的伊斯兰化倾向，甚至包括用阿拉伯韵律创作诗歌，或许在当时还有一种“政治化”的目的，是伊比利亚犹太人抵抗主流基督教文化的一条途径，犹太人借此不仅将他们的书籍而且将他们自己认同于当时另一个少数族群穆德哈尔人（Mudejars）的文化，穆德哈尔人是生活在基督教时代西班牙的穆斯林。像犹太人一样，穆德哈尔人也拒绝他们眼中的基督教文化。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穆德哈尔邻居没有构成威胁。通过在书籍和建筑上采纳伊斯兰和穆德哈尔的风格与传统，居住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人能够抵抗基督教统治，并将自己界定为少数族群文化。经典文本的物质形态可以塑造和反映宗教认同。在这里，希伯来文圣经的物质形态便成了文化上自我定义的媒介。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和比较文学系双聘讲座教授、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作者2020年10月15日为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所做的特邀讲座文稿。

全文请见“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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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13世纪开始，以插图手抄本为主导的犹太艺术迎来黄金时代。图片选自Golden Haggadah（1330），现藏大英图书馆

文/大卫·斯特恩 译/宋立宏、李俊宇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