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310-1330年间埃及或叙利亚制造的的玻璃瓶，采用了宋元瓷花尊的造型（现藏美国科宁博物馆）

南宋文人记载了听闻到的一则轶事，然而，在时代更早的阿拉伯史书中，已然出现了梗概相同的故事，这样的事情谁能想到！

几年前，我注意到中国传统酒具中有一种酒杯，且称为“显影杯”。那种酒杯当杯中无物的时候，杯底没有任何图案，然而，一旦注入液体，杯的底面上便赫然显示出鱼、蝴蝶、美人等影像，有如变魔术一样。

戴念祖先生《文物与物理》“透光镜之谜”一文为我们破解此般酒杯的神秘：古代工匠是巧妙运用了光学原理，在杯底上加装一个凸透镜，即一片球面的水晶片或透明玻璃片，在镜底与杯底之间则水平地夹置一页绘画，画面上描绘鱼、花卉、美女等任意选定的图案。当空杯时，夹嵌画片在焦点之外，图画的呈像在人眼一侧为实像，人眼不易看清，结果就造成了杯底无物的幻觉。

一旦将酒或其他饮料注入杯内，由液体形成了一个凹透镜，与固定在杯底的凸透镜结合成为一个凹凸相接的复合透镜。这时，嵌画进入复合透镜的焦点之内，其成像是在杯底一侧的放大的虚像，人眼可以清楚看到。待到杯中酒饮尽，复合透镜自然解体，放大的虚像也随之灭迹，人眼便看不到嵌画上的形象了，这就让人感觉像是杯中的形象忽然消失了一样。

从文献来看，传为五代人陶榖所著的《清异录》“盏中游妓”一条，是时代最早的相关记录。从那以后，历代都有零星的记录，一直延续至今（可参见本人《鱼影杯与蝴蝶杯的秘密》一文）。

南宋文人王明清《挥麈后录》里记录了一则“往事”，是以有同样视幻效果的宝器为引子，情节却特别黑暗。事情的过程颇为复杂，大致是：

北宋宣和年间有个茶叶商人郑良，通过巴结太监，居然把“广南转运使”这样一个肥差搞到手，成了负责广州进出口业务的高官。广州的一家富户拥有一件宝物，是个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郑良想出高价买下那盆，但富户却把它卖给了一位“蕃舶”——拥有海船、从事印度洋贸易的外国商人。这位商船主虽是异域血统，却起了汉名，叫曾讷。从通篇情节可知，他与包括兄弟在内的家人定居广州，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甚至政治形势都很熟悉。郑良便向曾讷讨要，后者编个借口推脱说，玛瑙盆已经进献给宋徽宗了。没想到郑良借题发挥，上奏朝廷：曾讷私藏宝物，奢侈程度僭越天子。宋徽宗降旨追究，在郑良罗织之下，曾讷家族覆灭，他本人亦遭流放。到了靖康元年，宋钦宗即位，曾讷获得赦免，他意识到此时是翻盘的时机，便进京击鼓鸣冤。结果监察御史陈述明原本奉旨追诛蔡攸，宋钦宗便让他代替郑良的职务，并对后者展开审讯。陈述明趁机对郑良严刑逼供，导致其身亡，棺木停放在佛寺里。不久，陈述明不法行为暴露，贬官赴职途中，到佛寺内借宿，居然撞见了郑良的棺木，惊吓之余发病呜呼。于是，他的棺木被停放在郑良棺木之旁，二者相伴，长久无人来认领安葬。

事件的信息量很大，其重要背景之一乃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州作为印度洋贸易中最大的港口之一，成了悲剧的舞台。出场人物都极有特色，当了进口贸易专员的茶商，深谙宋朝国情的异国巨商，权势无限的太监，阴狠残酷的监察特使，这四人在人物设定上的张力，简直像是欧洲戏剧盛期时的舞台角色，精彩地完成了现实主义对“典型人物”的要求。他们之上则是蔡京父子、宋徽宗、宋钦宗，像是背景上的影子，影响着前台人物的一举一动。王明清的笔调很清楚，一则展示宋徽宗的昏聩无道，展示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恶人当道。二则是以佛家的态度，叹息人受物欲控制，受恶念驱使，叹息命运无常，一切终归荒凉。

王明清笔下，整桩事件过程完整，出现其中的人物都有名有姓，而且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显得是一桩真实事件。然而，奇妙的是，阿拉伯史学家马苏第《黄金草原》讲了类似的事件。

马苏第是公元十世纪上半叶的旅行家和史学家，出生在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他留存至今的《黄金草原》是一部恢弘的世界史，气势撼人。该书第十五章详介中国，其中用很长篇幅讲述了一则传说，大致是：

撒马尔罕的一位商人携带大量货物南下到达巴士拉，然后乘船航行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中国“国王”特派的太监传见外国商人，他出的报价，那位撒马尔罕商人认为太低，于是发生了激烈争执。太监就下令对他折磨虐待，强迫他接受低价。而商人立刻动身前往西安府申诉告状。接下来的情节将中国描绘得十分理想化，还充满具体细节。总之，国王召见了商人，又命令宰相等高级官员分别了解广州方面的实情，最终召回太监，解除他的职务并给以惩罚。然后国王恩遇撒马尔罕商人，让他回广州，并且允诺：如果商人出高价出售他的物品给国王，则龙心大悦；如果商人想要留着商品自行出售，也随他的意；只要商人愿意，就可以居留或者去他想去的地方（耿昇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82-184页）。

可以看出，马苏第记录的撒马尔罕商人的遭遇，与王明清笔下的曾讷故事，主要情节一样，都以广州为事发之地，都有异国商人奔赴京城告御状的关键环节，还都告成功了，中国君主亲自下圣旨追查案情。但两位作者的心思却截然相反，马苏第的用意是介绍，在唐末的乱世之前，中国的“古国王们有着一套正常的治国制度，在他们所作的公正判决中受理智的支配”。他呈现的中国，简直罩着梦幻的玫瑰色。

但，不管怎样，在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巨著中记录过的传闻，竟然又出现在中国文人的笔记里，而且前者早在十世纪上半叶，后者则是到了十二世纪，中间差了二百年。这一情况说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远比我们所知的更为活跃，更为丰富，文明在亚洲大陆上发展，也在亚洲大陆上流动，相关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等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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