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章洁思，不详，靳以夫人陶肃琼，坂井洋史，马绍弥（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绍弥全名马绍弥，教授马宗融与女作家罗淑之子。

我与绍弥早就认识，大概在我刚出生不久吧，我们就认识了。

我生在嘉陵江畔的北碚，双方的父亲都在内迁的复旦大学任教，他的父亲又是我父亲（靳以）的“马大哥”，关系非常好。那年夏坝涨水，我们家都避到他家的高台子上去了，父亲还用木桶当船从家里抢出一点物品。住在他家，他就带我玩，但那时的情景我全然没有记忆，我是两岁到的上海，下了飞机，站在小飞行皮箱边的外婆客厅，我的记忆才刚刚开启。

在上海的时候，也记得他带我们玩。但他总是恶作剧，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躲开我们，所以他当时的淘气是出了名的。几年后，再见他时，出乎意外，他已经变成一个老老实实的大哥哥了。

1971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就住在绍弥家。其实那次是喧宾夺主，我占有了他那间在四合院的小西屋，他住到他妻子的娘家去了。当年我从长春治腿回来，和在黑龙江兵团的表妹结伴回上海，因为都没去过北京，顺路就玩几天。记得去时他先把我带到正房，给我介绍了房东，那是一位慈祥的大妈，而后就来到他的小屋。小屋一共内外两间，卧房在里间，都是泥地。门锁都很不牢固，记得天天晚上，我和表妹要把桌椅都顶到门后，以防万一。

院子里有一个露天的厕所，其实里面就是一条沟。手扶着泥墙，那泥就簌簌地往下掉，令人胆战心惊。

我们住在那里，绍弥当然隔三差五会过来看看。通常下班后会来弯一次。有一个星期天，他推着婴儿车过来，孩子刚刚一岁，看得出他很开心，孩子也很乖，不哭不闹。那回我没见到他的妻子，据说到外地去了。又一个周日，他决定请我们吃饭，买了许多排骨，正兴致勃勃在院子里炸排骨时，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了。他们是来接我出去吃饭的。我有点为难，又想留他们一块吃，但毕竟拗不过朋友的盛情，绍弥也在一边劝，就这样，恋恋不舍离开了那间小西屋。临走时，绍弥叮嘱我，不要让我的朋友太累，因为她刚怀孕。

第二回上北京已经隔了21年，那是1992年。那回纯粹是去游玩的。因为我们单位每年都组织旅游，而我因腿脚不便总是放弃，有同事为此向上反映，社领导决定我可以自行安排，车费报销。于是我决定趁暑假与母亲、儿子一同出行。母亲那年74岁，儿子可以帮助我们。这回住亲戚家。从南长街住到复兴门外，再住到海淀，住一个地方玩一处。最后住在他姐姐小弥姐家。那次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上了慕田峪长城，瞻仰了天坛，在故宫一直走到两腿发软，还去了颐和园、圆明园。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圆明园的影像，那时他是和好友巴金先生一同去的。看当时的照片，多么潇洒年轻！

那次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父亲早年在三座门办刊物的旧址。因为三座门早已拆除，三座门大街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我几个下午踯躅在路口打听，终于没有让我失望。我高兴极了，从父亲的三座门大街14号出来，就直奔北海公园，那里的五龙亭是父亲与文友几乎天天晚上喝茶聊天的地方。那回我和绍弥不常见面，偶尔他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前来，看望他的章伯母——我的母亲。总是在北海找到我们，我们常坐在五龙亭，望着北海落日金光粼粼的水波，夏日的微风轻轻吹拂，水中的白塔，无言的我们，那情景很难忘却。

后来只隔两年又去了一回北京。早些日子，巴金先生唤我到跟前，对我说这一年（1994年）是父亲的诞辰及离世纪念日，85周年及35周年，并问我有何打算。他说，要到北京去开一个纪念会。我一听北京，顿时不知所措。我说，北京这方面我没有熟悉的人，还是在上海开吧，巴金先生对我说：“你爸爸的文学生涯是从北京开始的，所以一定要到北京去开。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好。”他让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这个活动。还为我特意介绍了中国作协的吴殿西，并对我说，有任何困难，都去找他。巴老还为会议亲自写了纪念短文，让我带去。于是，我就上路了。

没想到到了北京，很多事都没有落实。就连原定的主持会议的李准先生也在外地没能回京。我和母亲焦急万分，尽管文学馆的李今一直在安慰我们，但会议日期越来越临近，仍旧一筹莫展。母亲立即想到周而复先生。因为周是父亲的老朋友，我们一到北京他立即盛情相邀，在他家招待了我们一整天。母亲于是向文学馆提出，请周而复先生来主持会议，然而没有应答。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绍弥陪同文学馆的唐文一来到我们居住的孔罗荪大儿子的家，先由绍弥开口对我们说：“周而复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说不出道理来。母亲急了，反复追问为什么不合适，因为那时，众所周知的“周而复事件”已经有了定论。但他们不说别的，一口咬定不合适。一想到马上要开的会议居然连主持人都没有，母亲就对着从小看大的绍弥大发其火。孔家大哥见此情景，吓得一步步退出房间，后来，到底没让而复叔主持会议，找来了已退休的文学馆原副馆长刘麟先生。

开会前一晚，北京飘起鹅毛大雪。我担心了一夜，唯恐大雪拖住与会者的脚步。没想到几位老者都早早来了，而复叔还作了长长的很完整的发言，还有冯亦代先生，令我十分感动。会上，我还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她把我紧紧拥在怀里，我知道他们对父亲的感情。发言者都很动情，尤其是绿原先生、牛汉先生，还有父亲的学生王伟，缅怀至动情之处，声泪俱下。很多感人的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而这些都深留在他的学生心里。父亲的得意门生邹荻帆还写了一首长诗《红烛之歌》，请他的夫人在会上朗诵。

会后，我随小弥姐到北大去拜访心仪已久的宗璞先生，绍弥则送母亲回孔家。晚上绍弥又来看我们，母亲直截了当地问他，前一天骂他对不对，绍弥立即回答，对对对。母亲说，从小看你长大，所以对你说话就不顾忌了。绍弥说，骂是应该的。既然会开得好，也就算过去了。

会前，按照巴金先生的吩咐，绍弥陪我们上北京医院看望了许多父亲生前的老熟人，如冰心、曹禺、夏衍、陈荒煤等。去看冰心时，她正在昏睡，见到我母亲时，她睁开眼，说：“靳以是我的弟弟呀，我很爱他。”

走进曹禺的病房，他一听要开父亲的纪念会，急得在病房里团团转。一边说：“我出不了医院，怎么办？”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想了很久，才坐到书桌前，让陪护小白拿出纸笔，开始写。先用毛笔写了开头，写不下去，让换钢笔，又写不下去，干脆站起来，开始口述，让我记录。只见他来回踱步，充满感情，一气呵成。我呆呆地望着他，不由心里感叹，真是天才呀！他和母亲坐谈良久，仿佛父亲在世的日子。我记起母亲曾对我说，三十年代末，和父亲到重庆，第一次见到曹禺，后者立即拿起父亲的抗战短诗《他们是十九个》，对着母亲大声朗诵。铿锵的语言令母亲惊呆，就像此时的我一样。

陈荒煤的病房在一楼，拐角处只有一间房。走近一看，门口贴着字条，写着：病重，谢绝探望。我一看不想打扰，回头就走。没想到已经走了很远，母亲追上来，说陈听说是她，立即表示要见，听说我也来了，也想看看我，没想到我走那么快，已经追不上了。陈荒煤当即写了一份发言稿，让母亲带到会上请人代他宣读。我们还未回到孔家，第二份修改过的稿子又让人送到了。这一切令我非常感动，他病得如此严重，还亲手写发言稿，这样的情谊真是难能可贵。我没想到，若我知道，一定等在那里，见见他。真是好遗憾啊。

会前，而复叔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在北京医院去看赵朴初先生，并请他为父亲的会议写一幅字。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因为我跟赵朴初先生完全不认识，觉得这样做太贸然。但是而复叔坚持让我拿着信前去，我只得硬着头皮接了。赵朴初先生的病房就在电梯对面，我去时他正准备外出开会，我当然不打扰他。第二次我和母亲去看望其他朋友，临走等电梯时，赵夫人看见我，立刻向我招手，她告诉我，赵先生那时有空，可以见我。我拿着信走进病房，只见一位面慈目善的老者坐在一张小桌前，见我即招呼我坐下。我嗫嚅地把来意说明，他微笑着点头，走进里屋不一会儿就把写完的字拿给我。大字写着“雄笔映千古 巨川非一源”，上款是“靳以同志辞世三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下款是 “赵朴初集句敬献”，下面是盖章。

我原来不想多打扰，但面对这样一位睿智和蔼的长者，又实在不忍离去。而且赵朴老又好像对我有点好感，请我坐下。我随身拿出一个小本，请他为我儿子题几个字，他却说，要为我写。接着讲了一个佛教中的故事，为我写下“鸠师可学”这四个字，鼓励我学习鸠师，当个好翻译（因他知道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与他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最后，我们高兴地一起留影告别。

还有几句题外话想写下来。母亲想趁这次去京看望几位父亲的老友，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谁知都问不出所以。还听到一句，他们不知是死是活。母亲非常难过，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地址，由作协派了一辆小车前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罗圈胡同。因为我腿脚不便，母亲就由我儿子陪着上楼。我在楼下等了很久，才知两家住一个楼层。卞叔叔不久前下楼拿报，摔了一跤，他要下来看我，母亲坚决不允。而戈叔叔一直躺在床上，病得不轻。丕兰姨一定要随母亲下楼看我，她把我紧紧拥在怀里。老朋友能够好不容易相见，也真是不容易之事。

2002年我应邀参加孔罗荪叔叔的纪念会，又来到北京。发起人是当时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舒乙先生。开会的头一天，绍弥夫妇来到会场看望我们，我诧异地问他怎么会来，他说，小叔叔（李济生）告诉他， 你章伯母已经来了，你得来看看她。就是在会场上一见，没有更多交集。那次纪念会舒乙安排得非常周到，我们还参观了现代文学馆的每个楼层，见到了我捐的父亲的书、物，还留下不少影。

最后一次与绍弥兄见面是在上海的巴金纪念会“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图片文献展”的开幕式上。这个会是在上海图书馆的大厅举行的，他作了一个发言。这次相见，我们感到他一下子变老了，走路变迟钝缓慢了。但他仍然笑眯眯的，还向我们展示他新买的相机。那天我因为楼上的展览没仔细看，第二天一早又驱车去了。展馆里空无一人，没过多久，居然绍弥兄也来了，真是不期而遇。他举着自己的新相机，拍了又拍。我看他把布置的巴老和萧珊干妈的房间拍得仔细，就请他回去后发到我的电脑里。回来时，因他要去邮局寄物，和我顺路，我们就一同走。他扶着我的车，顺手把包放在我的车兜里。我们边走边聊。天，忽然飘起丝丝小雨，我们都没有带雨具，好在邮局也到了，我就与他匆匆互道再见赶回家去。那是最后的见面，真没想到竟是永别——在2016年10月的一天。

这几年，身边的亲人朋友在一个个离去，我的眼前，经常跳出他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模样。我哥，绍弥兄，还有孔家大哥，他们总是结伴从北京回来度假，就像一阵清新的风，带来他们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令我这个小女孩充满羡慕。怎么忽然，他们一个个都结伴而去，而且，走得如此仓促……

我怀念那些过往的纯真的岁月，我怀念你，绍弥兄，一闭眼，就能望见你抿着嘴，满是笑意的脸庞！

改定于20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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