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如何评价中亚近代史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在您看来，目前英语和俄语学术界有哪些重要的发展趋势？您认为哪些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学术主题？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认为这一领域已接近成熟的一个迹象是，现在存在一些真正的学术争议。以德文·德维西（Devin DeWeese）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和艾迪布·哈立德（Adeeb Khalid）之间就中亚革新派问题（“贾迪德”）有着长期的争论。虽然我认为这在许多方面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它引发了更多争论而非思考。但也可以说这是学界走向成熟的标志。之前我们总是试图探究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等一些基础问题，而现在我们就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产生分歧。争论的根源在于，德维西等学者认为，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度沉迷于革新派人士刊印的印刷资料而忽视了同时期的钞本文献。后者直到20世纪初对中亚穆斯林来说都更为重要。哈立德等学者则以革新派人士为时代缩影，认为革新派人士与现代民族主义叙事密切相关。这些人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可能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但他们是重要的。

罗恩·塞拉（Ron Sela）和斯科特·列维（Scott Levi）就18世纪中亚的时代特征也持有不同意见。那时的中亚处于停滞，抑或衰退，还是处于全球化之中？我想重申的是我不认为这是富有成效的争论，因为双方所关注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段。塞拉关注的是1740年代，那时纳迪尔沙的入侵使中亚陷入严重的危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列维则认为中亚的社会经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得到恢复，前往俄国进行的商队贸易规模逐渐增长。同时，与清朝贸易的发展导致中国白银大量涌入中亚。浩罕汗国占据地利而逐渐崛起。两种观点并非互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争论是学界走向成熟的标志，即我们已不再像早期的拓荒者一样开展研究。

此外，优秀的学术作品将依然出自专业的东方学家之手。今天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如保罗·萨托利（Paolo Sartori）、詹姆斯·皮克特（James Pickett），都曾接受过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训练。同时，我认为中亚研究钞本的收集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我想学界将越来越重视物质层面历史而非文化史的研究。这只是我的猜测，也许不一定正确。我们将看到更多更为细致严谨的中亚经济史研究，这一类研究目前极为匮乏。

文汇报:那您认为这一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挑战？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认为我们需要提防的一个挑战来自所谓的全球史。我是一名全球史怀疑论者。全球史可以有极为深入的研究，但那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首先，好的全球史著作必须有扎实而深入的二手研究文献为基础；其次，研究主题必须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而非后世历史学家强加的联系。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大多数全球史学家通常使用英语进行研究和写作，他们往往倾向于关注主要发生于英语世界的现象。我认为一些学者只是以全球史为借口，这样他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便不用费心学习各地的古代和现代语言。

斯文·贝克特（Sven Bechert）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一书中便有一例说明了这一倾向对中亚研究的危险性。该书与中亚相关的部分写得十分糟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论证所依赖的二手文献是过时的。他认为中亚被征服是由于棉花危机，但他引用的几条论据都与这一论点相矛盾。全书观点围绕全球资本主义展开，认为棉花促成了帝国主义扩张，中亚便是一个例证。他引用了约翰·惠特曼（John Whitman）就1850年代以来中亚棉花问题所写的文章，以及茱莉亚·奥伯特雷斯（Julia Obertreis）的著作。对于被引著作与他的论点之间的相悖之处，他完全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如果仔细去阅读《棉花帝国》一书的后记，我们会发现他一共感谢了39位研究助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品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中亚研究需要避免成为此类全球史写作的一部分。从事这一类研究的学者往往不了解中亚历史的脉络和史料，他们只是单纯地将中亚纳入全书以使研究显得更为完整。斯科特·列维（Scott Levi）即将出版的关于布哈拉危机的著作便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斯科特是一位真正的中亚史学者。在他的书中，中亚历史融合于早期的现代全球史。这是由真正了解该区域的人按照中亚研究应有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不清楚人们是否也以这种轻慢的态度对待俄罗斯或南亚历史，总之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全球史研究者对待中亚历史的方式。

此外，我认为我们也将看到学界对口述历史有更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受到苏联史研究的影响。如果想要研究苏联后期历史，那我们需要趁亲历者在世期间立刻行动起来。这一点也驱动着很多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出于这一原因，你会看到更多的人开始进行苏联中后期历史研究。

还有很多挑战一直都存在，例如语言学习的严峻挑战和求职的挑战。正如欧美学界人士所熟知，教职的增减往往与本科生课程有关。所以中亚需要在本科课程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以带动相应领域教职的增加。当然，办法之一是撰写本科生能够真正阅读和理解的历史研究著作。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斯科特·列维撰写的关于浩罕汗国的著作便是我乐于向本科生提供的入门读物。其他的专著对于本科生而言可能有些晦涩而令人生畏。在牛津大学，我可以教授大量的中亚史。这一情况是我在二十年前作为本科生难以想象的。那时我只能在中世纪史课程上撰写一篇关于蒙古人的文章。现在我教授一门关于欧亚帝国的课程。这门课以早期现代全球史的研究为基础。在讲解关于欧亚大陆的课时，我们会讨论清代中国、莫卧儿王朝以及它们与中亚的交流。根据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n）的理解，中亚成为了将现代亚洲早期众多伟大的农耕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这是一个例子。此外，我也在20世纪欧洲史的教学中引入了一点中亚史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些非同寻常，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中亚史嵌入到苏联历史中。我正在尝试开设一门关于沙俄边疆地区（包括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俄国革命史课程。这一课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课程的阅读材料主要是俄文。如果有学生希望撰写一篇有关这一主题的课程论文，如果你想开展相关的文本研究，史料文献的英文译本的规模仍然是相对不足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并不掌握史料的语言文字。不过，我们的处境终究比五到十年前好了很多。我们或许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多工作。

作者：施越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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