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

1944年，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等纷纷来到延安。多年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回忆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表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关于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的报道。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英、美等国在华人士特别是一些新闻记者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44年，他们纷纷来到了延安。

中外记者团到延安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泽东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在外国记者起程之前，有一段小插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宣传领域的尖锐斗争。

蒋介石批准这次访问实际上是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因此竭力想把这次访问控制起来。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原定的外国记者旅行团由国民党官员带队并安排一些中国记者参加。国民党当局还规定，旅行团要先到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考察，然后再到共产党边区访问，期限是3个月，写出的报道必须送交国民党宣传部审查之后才能发表。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于6月9日抵达延安。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二三家有影响的报社记者。

10日，朱总司令设欢迎晚宴。晚宴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演出以雄壮的“同盟国进行曲”开始，以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结束。这些隆重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欢迎记者团的到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庆祝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

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

之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

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同时，中共领导人也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例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有的外国记者还十分友好地向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一些改进对外宣传的建议和办法。

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夏南汗神甫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

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当局重新对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

迪克西使团飞抵延安

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

7月22日，一架美国空军C-47型客机正向中国陕西省的延安进发。在此之前，美国军用飞机从来没有抵达过延安。飞机上载着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这个观察组非正式的名称是“迪克西使团”，团长是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包瑞德上校。

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发生了一点小事故。飞机缓缓滑行时，由于“地上看不见它的任何标志”，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中，引起飞机的晃动和向左倾斜。但庆幸的是，“迪克西使团到了，很幸运，所有的人都活着且没有受伤”。

▲1944年10月毛泽东等出席美军中缅印战区统帅部授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勋章的仪式。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

抗战后期，到延安来的外国人很多，有的来参观访问，有的来建立联系，除了临时来往的，如上述的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还有在此长住的，他们中有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他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员。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当时叫冈野进）也住在延安，他领导着一个日本人反战同盟和一个主要由被俘虏的日军官兵组成的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的外事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

“半独立性的外交”

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和争取民主、扩大党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

▲1944年12月晋绥六分区武工队和民兵中的英雄模范出席边区群英大会的合影。

同年9月，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后被任命为美驻华大使）来华。赫尔利来华初期，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因为美国政府开始感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共产党还领导着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军队。美国希望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而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经过三天谈判，赫尔利和中共领导人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并在草案上签字。但是，蒋介石完全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也背弃他在延安赞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他甚至把中共同封建军阀相提并论，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不同共产党合作。美国扶蒋反共政策逐步公开化。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呼吁美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形成“半独立性的外交”，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问题，初步积累了有关外交工作的经验。

——摘编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