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Cholera）在中国属于甲类传染病，也是被列入强制管理的烈性传染病。霍乱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梵语中，就已见有霍乱的描述。19世纪霍乱流行十分猖獗，从1817年到1896年共发生5次霍乱大流行，流行范围从印度波及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非洲和美洲，造成了全球性的巨大灾难。

古人以为霍乱是由胆汁引发的，所以拉丁语中表示“胆汁”的单词“cholera”衍生出“霍乱”之意，并直接进入英语用来表示“霍乱”。所以英文中cholera（霍乱）和choler（胆汁）的拼写十分接近。

近代威胁上海的霍乱，主要是凶猛的亚洲霍乱 （Asiatic Cholera），一般认为其源自南亚次大陆地区。在16世纪中，这种恶疾已通过海船和水手从印度、安南（今越南）等地开始四处传播。在清末民初的中国，霍乱也找到了适合的生存的环境 ，那便是水乡泽国的江南地区，其中又以当时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发病最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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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志记载，上海霍乱的发病，始见于道光元年（1821年）。此后，道光六年、二十年、二十八年均有流行。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县城外的外国兵营发生霍乱，迅即蔓延，延续至次年。同治四年至十三年（1865—1874年）、光绪九年至十三年（1883—1887年）的世界性流行和印度大流行均波及上海。

1872年7月22日《申报》刊登的一则医生告示，其中就提及主治“急痧瘟邪霍乱......”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民在街头围观预防霍乱告示

图片来源 | American National Red Cross photograph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

民国15年（1926年），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起霍乱流行，发病3140例，死亡366人，是上海最早记载的水源性霍乱流行案例。当时的报纸曾有较为详解的描述：“闸北疫疠盛行，前昨死亡尤多。本埠自入夏以来，天时亢旱，继以霉雨连绵，迩来溽暑浸人，疫疠丛生，各时疫医院于最近三日中，患疫之人投院求治者接踵而至。各医院病房均有人满之患。所患之症，多数系属霍乱吐泻之急症，其以闸北方面送来求诊者为多。缘闸北一带苦力最居多数，不知讲求卫生，夜间露宿街头，加以闸北水政不良，饮料污浊，最易酿成疫疠。前昨两日内，闸北患疫毙命者人数甚多，各棺材店贫户所需之下等棺木几至无处购办......

”

1929年5月6日《申报》刊登闸北新水厂在军工路落成的消息。由于原址水源污染，该水厂只得另觅他处，最终落户军工路。文中写道：“闸北新水厂可与先进国比美、所供给之水、可为全中国最安全之水、其优点、（一）水源在黄浦下游、（二）自来水沙滤后、再用绿气消毒、全中国实以闸北为首创、两年来、闸北无霍乱发生、此亦重大效力、（三）清水池、在沉凝池下、为最新之建筑......"

据1946年6月26日《民国日报》第三版“上海四十四年来霍乱流行纪录”一文刊载:

“四十四年来上海霍乱流行史，其死亡率最高如下: 1902年死1500人，1907年死673人，1912年死1320人，1919年死680人，至1926年患者3140人，死373人，1929年患者3555人，死135人，1932年患者5439人，死426人，1938年患者8053人，死1727人。”

霍乱呈大小年频繁发生，“距离平均为五年或六年”，就连上海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也承认: “上海之霍乱，起初固系由外间输入，但现今或已成为上海之地方病矣”。

伍连德（1879—1960年）

伍连德主持下的海港检疫处，每年都会在各大报章上公布若干次霍乱病例报告。图为《申报》1931年11月1日及1932年6月7日刊发的霍乱报告

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上海街头的霍乱防疫告示

图片来源 | UWM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近代上海霍乱流行史中，以民国27年（1938年）为最烈，发病率达881/10万。此后，虽遇战乱，但总体发病趋缓。谁曾想，1946年，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中的上海，再次被霍乱疫情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1946年的霍乱开始得比较早。5 月 23 日，上海沪西、闸北首先发现6例霍乱病例，之后，疫势开始蔓延。5月28日，有报载: “本市现已发生真性虎烈拉十四起，三起在一日之内，即行死亡，其他病势严重”。（注：虎烈拉，为霍乱英文Cholera的音译）。进入六月份，霍乱从沪西、闸北蔓延至南市，感染者多为在平民区生活，没有条件饮用自来水的工人、贫民等生活环境较差的下层民众。6月中旬，霍乱流行更加猖獗，沪西一带尤为严重，卫生局专门派遣10支流动注射队，到霍乱流行较为严重的沪西区实行挨家挨户注射。6月15日《民国日报》又载：“患有真性霍乱者计二0二人，男一二0人，女八十二人，死亡者男十六人，女七人，十三日死亡率最高，内外侨一人”。

1946年5月28日《申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霍乱流行”的消息

02

1946年6月下旬，霍乱发病率达到更高记录，26日霍乱患者达到68人。7月初霍乱已全面蔓延至虹口区、沪东区。7月4日，市防疫委员会提醒市民注意防疫: “疫病辄按几何率增加，从五月二十三日发现第一病例起，今日为第四十三日，平均每日二十七例，约每周增加一倍……而非各界合力防卫……七月份一个月即可超出一万三干人”。此时，上海各大时疫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当时报载：“现除广慈医院尚有二十余双空床位外，其他各医院与私立时疫医院，昨日均已宣告额满，无法收容”。7 月10 日，位于闸北天通庵路的市立第一传染病医院，又加盖活动病房两所。

20世纪30年代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前身）隔离病房大楼

1946年7月12日《申报》刊载的上海时疫医院一览，共10家。这些医院收治了绝大多数的霍乱病患

7月18日，霍乱疫势仍持续蔓延。当时国民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在防疫经费筹募大会上，无不危言耸听地说道: “今年霍乱流行，以情势观察，恐较一九三八年尤盛”。7月底，疫情毫无消退迹象，霍乱患者超3000人。

1946年7月18日《申报》有关霍乱防疫经费筹措的报道，其中提到“防疫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市长，于昨午四时，假市府会议室举行防疫经费筹募会，首由吴市长表示，本市财政拮据，防疫经费困难，希望地方热心人士劝募。卫生局长张维，防疫处处长陈邦宪等，报告防疫经费预算，约需七亿元。旋王晓，杜月笙等，均相继发表意见，认为防疫工作，政府努力从事，地方人士极为感激，一致主张经费应出地方设法筹募，并对增设一般市立医院，免费病床经费三亿元，决自动向各公会分别劝募。其他部份计四亿元，亦必尽全力劝募......”

客观上讲，面对疫情，政府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应对的措施。事实上，上海在应对霍乱疫情方面是有经验的。在上海公共租界，管理机构的决策层带来世界上先进的公共卫生理念。为了应对连续不断的各种传染病，传染病防治举措应运而生。1871年，新上任的工部局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开始在租界内发起接种牛痘行动。最初这种预防接种在位于宁波路的工部局疫苗接种门诊部进行，疫苗购自苏格兰疫苗药房及英国国家疫苗站，门诊部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一、四下午。

早期疫苗接种推行颇为困难，每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接受，以致工部局一度为愿意接种牛痘的儿童付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此后才逐渐被接受。1913年，所有中国人以及贫穷西人凡向工部局卫生分处提出申请者，均可免费接种疫苗。工部局还向上海各家华人医院免费赠送疫苗。

自民国初期，工部局卫生处还让病理实验室制造天花、霍乱、狂犬病、伤寒、脑膜炎及鼠疫等防疫疫苗。在防疫注射中，设备齐全的防疫汽车队起到重要作用。在种痘、注射预防霍乱疫苗时，该汽车队依照各卫生分处所定日程，分别前往学校、工厂、工场、路隅、草棚、旅馆、百货商店、公寓、市场等地另外，在菜场、人力车给照站、露天游泳池，各卫生分处也常设点进行防疫注射。

20世纪20年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上海弄堂中清理下水道，切断霍乱等流行病传播渠道，引来市民围观

图片来源 | American National Red Cross photograph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

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防疫工作人员在上海街头为市民接种霍乱疫苗

图片来源 | Institut d'Asie Orientale

20世纪20年代，上海街头的防疫疫苗接种车

图片来源 | Institut d'Asie Orientale

1927年7月2日《申报》关于霍乱疫苗的公告。文中可见，当时已有国产疫苗投入使用

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霍乱预防普及读物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部局在上海街头张贴的预防霍乱告示

图片来源 | UWM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为了预防霍乱在夏季流行，卫生处除检查饮料，督查水厂严加消毒外，还推行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为此工部局屡次发出布告，以引起更多租界居民的注意，达到强化其防疫意识，主动接受免费防疫注射的目的。

1926年，上海华界也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取代了之前淞沪警察厅的部分卫生职能，后又改称上海卫生局。由于上海频频流行传染病，1936 年，上海卫生局联合市内有关机构、群众团体、防疫专家、社会热心卫生人士等共同组建了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由于传染病频繁发生，防疫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

1946年5月1日，上海卫生局便早早发布夏令防疫的通告，上海卫生局告知：“夏令在即，疫疠堪虞，特自今日起，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以资预防”。卫生局还指定了市立医院与卫生所共40处医疗机构免费为市民注射。但是疫情发展之凶猛，还是超出当局之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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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传染病的最佳措施，其实千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就是“防疫”和“隔离”。自1946年5月23日，市内发现真性霍乱起，上海卫生局就不断增加霍乱疫苗注射流动队的数量。5月底，鉴于霍乱疫情的加重，防疫委员会开始派人分赴各区保甲办事处实施强迫注射疫苗，除北火车站、八仙桥、白渡桥外，还在四川路桥、天后宫桥增设注射队。特别是对往来上海与浦东两地的市民，更是实施强迫注射。此次霍乱防治其间，上海每日出动20个流动队，设置40处固定注射站，后增加至64个防疫队。据《民国日报》1946年6月9日第三版“虎疫猖獗，市民速打防疫针”一文刊载：“至霍乱基本平息，先后注射 205 万余人次”。

1946年7月22日《申报》刊登的关于霍乱疫苗的公告

1946年，上海市民在医院接种霍乱疫苗

图片来源 | 联合国官方档案  Archives.un.org

防疫注射确实对于预防霍乱有明显作用，未注射区较注射区死亡率高，据当时中国时疫医院医生称“五百人中注射防疫针后，未有一人被传染”。防疫注射对防治霍乱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霍乱弧菌易通过饮用水传播，河水、土井水也是霍乱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隔离问题水源，切断传播路径，保障水源清洁与安全饮食也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当时，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使用自来水，而多数的平民及贫民用的仍是河水与土井水。鉴于此实情，当局也采取了加大饮用水消毒力度、在市内各贫民区安装“防疫龙头”、提供清洁水源等措施。

在保障饮食安全卫生方面，卫生局、警察局也有诸多措施，要求饮食店及水果摊贩，应严格采用纱罩玻璃柜等措施。卫生局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公布预防霍乱伤寒痢疾的要点: 快打防疫针；茶水要煮开，菜食要烧熟，千万勿吃生冷；饮用食具，食前用开水消毒；用纱罩纱橱防蝇、用蝇拍蝇笼减蝇；染疫病人，速送时疫医院医治。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加大了取缔不洁冷饮食品摊位的力度，卫生局还对上海各餐馆从业人员组织卫生训练班，学习卫生知识，培养卫生意识，让他们注意饮食清洁安全。

垃圾也是也是滋生和传播病毒的一大恶源。通常情况下，上海市区的垃圾每天都被用驳船或汽车运至南市、闸北以及沪西的垃圾堆场，而这三处也是霍乱疫情的重灾区。再加上当局施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使得清道夫薪资微薄，且长期处在恶劣的卫生环境中工作，各种矛盾突出，清道夫怨声载道。

1946年，上海港口防疫人员对来往船只开展消毒作业

图片来源 | 联合国官方档案 Archives.un.org

1946年6月23日《申报》刊发的招商局通告，其中提到：”近因各处霍乱猖獗，旅客无论公民或军公敎人员，向本局购票时，务须备就海港检疫所或本市卫生局所发霍乱防疫证书及牛痘证书，否则恕不发售，事关公共卫生，尙希各旅客鉴谅为荷”。

1946年5月中旬，就在上海疫情爆发之际，清道夫们与当局的积怨也再次爆发，罢工开始了！上海市区路面堆积垃圾难以计数，天气炎热，堆积的垃圾滋生苍蝇，恶臭难闻。这给本就举步维艰的防疫工作带来更多的障碍。

鉴此危局，市政管理部门不得不派遣警察上街临时担任“清道夫”的角色。当时驻沪美军也提供卡车十辆用于清除垃圾。7月8日起，防疫委员会更在全市举行清洁运动，卫生局也决定试办清洁区管制。清洁区管制要求: 户内与户外清洁并重，分区竞赛，清洁总队负责清除垃圾、保甲长负责保持清洁。这些举措，对于营造上海良好公共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扑灭疫情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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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霍乱流行期间，上海社会各界并没有袖手旁观，积极参与防治霍乱。同业公会、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与同乡组织都在此次防疫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新药业制药业公会在此次防疫中是社会团体防疫的杰出代表。该公会通过捐赠善款，设立了两所急救时疫医院，收治贫苦病人。第一院建在闸北南星路，第二院建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美丽园隔壁。

1946年，上海中山医院隔离病房内收治的霍乱病患

图片来源|USC Digital Library

1946年，储备在上海江湾陆军医学中心的抗霍乱防疫物资

图片来源|USC Digital Library

童子军理事会在防疫活动中，工作极为积极。他们不仅携带浆糊粘贴与沿街发放防疫传单，还参与注射队，在北火车站等处不辞劳苦地劝说市民注射霍乱疫苗，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当时的《申报》这样写道：“凡是有一個真性霍亂患者被發現後，立刻消毒全家，並在附近設立注射隊，強迫鄰近居民注射疫苗......注射成績最佳的是在北站，總計一天可以注射一萬五千人，而站中童子軍的服務精神，實在是足以受人感動的！他們半推半拉的把沒有疫證的旅客拖向注射站，近平哀求的請你打一針，這種苦累的工作，非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是誰也担當不了的......”

中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防止霍乱活动。美军也参与到此次霍乱的防治中。注射防疫疫苗期间，由于医疗器械的不足，市卫生局曾多方求助，还曾与美国驻沪海陆军、美国红十字会接洽，会商防疫事务。期间，美驻沪海军还调派海军医官6人，参与上海防疫工作。6月中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向市卫生局供应了10万人量的注射器、酒精、棉花、针头、疫苗等。

上海防疫委员会面向社会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各界热心人士纷纷报名。比较带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岗位，还需经过专业知识考试才能被招募。上海各高等院校、护士学校、女子中学的学生很多都主动参与到义务注射队中。震旦大学医学院的30余名师生，组成水上注射队，专门为黄浦江、苏州河的船户注射防疫疫苗。

1946年，上海苏州河畔，防疫人员为船民等易感人群接种霍乱疫苗

图片来源 | 联合国官方档案  Archives.un.org

1947年，上海市民接种霍乱疫苗的证书

1946年上海的这次霍乱疫情，起势早，来势猛，使得当局猝不及防。幸得各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协力防治，疫情在8月上旬开始减退，9月基本解除警报。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46 年的这次霍乱流行，共发病4415例，共计死亡353人。

后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1961年，上海未发生霍乱病例。1962年埃尔托(ELTOR)生物型霍乱（俗称副霍乱）传入上海，当年和1963年沿海郊县发病率各为11.7/10万、25.9/10万，1964年得到控制。1963年起，对水源及传染源（渔、船民为主）开展监测。

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民的霍乱预防接种证书

1980年，上海建立26个（约占全市区人口7.6％）埃尔托弧菌霍乱综合监测点。1981年，建立21个公社卫生院和街道医院病源监测点，919个水源监测点。1982年，副霍乱监测列被入基层卫生防疫站的常规流行病学工作。1974—1976年局部地区有流行。1979年、1981年发病率分别为25.7/10万、41.8/10万。1981年再度控制，1990年发病率降至0.2/10万。进入21世纪，霍乱已彻底从上海甲类传染病发病报告中销声匿迹。

参考：

《上海通志》、《上海卫生志》、《上海租界志》

张迪诺：《1946年的上海霍乱及政府与社会的应对》等；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申报》资源：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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