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需要3万台呼吸机的时候，400台有什么用？你（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来在这26000名要死的人里选（谁使用呼吸机）吧。”

面对疫情期间医疗资源的极度紧缺，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如此愤怒地表示。他称纽约州需要至少3万台呼吸机来应对疫情高峰，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仅送来400台。

不止美国。

如今，同样正处于全球疫情漩涡之中的意大利，在生命和医疗资源的紧缺面前，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抉择。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在都灵危机管理部门准备的一份文件中提出，随着疫情形势加剧，在紧急情况下超过80岁新冠病毒感染者将不会接受ICU治疗。

作为欧洲“最年老”的国家，在此次意大利疫情中，受害最深重的就是老人。

3月7日，意大利意大利医疗协会（SIAARTI）发布了8页的行动指南。指南指出，“先到先得”的原则恐怕不适合此时的意大利了，要以“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先，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需要保证——那些有机会被成功救治的病人先获得急救。”

他们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标准，用于决定哪种病人率先获得急救，拥有使用呼吸机等医疗资源的机会。

经久不衰的哲学命题

当遭遇特殊的情形，无论怎样选择都会不可避免的造成他人的死亡，比如在这次疫情中，也许不管是否采取ICU救治，患者都会因自身免疫系统的差异而最终死亡。

那这个时候，作为手握生死大权的医护人员该如何保证医疗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做出这个“要命的选择”？

到底选择谁去死？其实这个关于生死的抉择早已经被论争了几个世纪，成为经久不衰的哲学命题。

霍尔姆斯杀人案

1842年，布朗号从利物浦驶往费城，在纽芬兰岛海岸因撞到冰山开始下沉。船上有一大一小两艘救生艇，其中41名乘客和水手挤到大艇上，另有船长和船员共10人占据了小艇，这艘小艇只能容纳6、7个人。船上的其他31个人则被弃置在船上，与船一起沉没。

后来，小艇在纽芬兰海岸获救。而大艇因严重超载，几乎无法航行。随着风击浪拍，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如果大艇要想有持续漂浮的可能，“必须通过抓阄抛弃一些人”。为了减负，水手霍尔姆斯提议并在另外两名水手的帮助下，前后一共把14个男人和2个女人抛出船外。减负后的大艇向东漂移，船上的人们以仅存的一点食物维持生命，几周后在法国海岸获救。

美国费城的幸存者回美国后，要求费城的检察官把当时船上唯一的费城居民水手霍尔姆斯以谋杀罪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霍尔姆斯被捕后，因大陪审团的同情，检察官将起诉减轻为非预谋杀人。

——选自雨果·亚当·贝多《要命的选择》

当然，我们无法掩饰霍尔姆斯确实协助并导致了十几个人死亡的事实，尽管他这样做时并无预谋的恶意或其他明显遭受谴责的动机。毕竟他在当时情况下遵循的某些原则确实为更多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生还的希望。

如果我们按霍尔姆斯案中的几点原则来反观这次疫情中的医学伦理道德呢？

1. 尽可能多的保全生命

无论决定适用何种选择原则，

所导致的牺牲者都应当最少。

2. 保全家庭、儿童和妇女

即意味着牺牲单身的男子？

3. 保全最好的人

根据特定的健康标准，保全那些最健康的人。

（正如意大利意大利医疗协会制定的一系列新标准中，包括：病人是年老还是年轻，有没有基础疾病，身体强健还是脆弱，以及抢救成功后预计还能存活多久。）

……

4. 后进先出（资历原则）

牺牲那些最后上船的人，因为正是他们导致了船体负载过重。

（牺牲掉后期入院治疗的患者？哪怕病情更加危急？）

……

5. 同等风险

通过公平的抽签方式，牺牲那些不走运的人。

（医院和医生抽签决定治疗哪位患者？）

……

6. 分担灾难

原本由于少数人的自我牺牲可以使大多数人保全生命，但如果没有人自愿成为牺牲者，那么谁都别活就是最好的选择。

（也许疫情不会因为少数人的自我牺牲而消失，但群体免疫肯定不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决定。）

……

拯救谁？放弃谁？即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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