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志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

这句掷地有声的呼喊是一名中国青年在中国时局最为风云变幻之际，决定挺身而出的誓言。

他以学生身份勇立五四运动的滩头，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反对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压迫；

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投身共产主义，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由他传递，并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的主要成员，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创立作出杰出贡献；

他四处奔走，为国家和平与民族和谐，为了我国的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着，他是俞秀松。

俞秀松的革命道路，是他自己的选择

俞秀松的革命道路，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由他自己开拓，这条道路的走向与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种种选择和经历有关，而他这一阶段的选择和经历同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分不开。俞秀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寻求变革的时代，是无数有志之士为中国殚精竭虑奋斗的时代，这个时代下的中国社会暗藏着无数矛盾冲突和机遇。

对于当时像俞秀松一样最渴求新知识新思想的学生群体来说，来自教育和文化的冲突的影响是最大也是最直观的。

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想，引导着学生时代的俞秀松逐渐从个人英雄的崇拜者、无政府主义者，最终选择了他所认可的可以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俞秀松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个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背景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分别起到的关键作用和深刻影响，这对我们培养未来新时代红色接班人和有信仰、有担当的青年人有重要借鉴意义。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热血和传奇。

新文化浪潮下的革命觉醒

俞秀松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1日出生于浙江诸暨次坞镇（原大桥乡）溪埭村。那时中国的新式教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普通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全新的教育。

俞秀松正是在一种理解与鼓励新式教育、认可新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16年，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彼时，国运动荡，山雨欲来。袁世凯妄图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逆民愿当皇帝。面对西方列强割据，国内军阀混战，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起了批判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俞秀松所在的浙江一师，崇尚自由平等，大胆推行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

在这里，俞秀松如饥似渴地吸取新思想、学习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并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时事，探讨救国之路。

阅读中的俞秀松

这几年是他快速成长的重要阶段，是他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创办刊物和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增加了他的革命实践，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人脉资源，直接影响了他走上更加宏阔的革命先行者道路。

杭州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却发现其实质是西方列强把持的分赃会议。1919年5月3号这天，北京学生高呼“还我青岛”、“诛卖国贼”。

各地学生群起响应，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此席卷全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在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消息于5月6日传到杭州，杭州之江大学率先响应，派代表到浙江一师、杭州一中、甲种工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法政学校等学校联络。10日晚，各校学生代表于浙江一师开会，俞秀松作为主持人。

这是他革命生涯中首次担任运动领袖，展现出极其出色的领导组织能力。这次会议最终商定杭州学生运动方案。5月12日上午8时，杭州14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在湖滨公园集聚后，在杭州城内列队游行，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正是作为游行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俞秀松和宣中华。

面对当权者的施压，俞秀松等人毫不退缩，继续“坚持在校斗争，并带领学生查、烧日本货”。期间，他带领了一支由20个学生组成的宣讲团，在湖墅路至拱宸桥一带沿街演讲，向过往群众讲述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还在拱宸桥的日本药店门前宣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坚决不买卖东洋货物，他的演讲情真意切、条理清晰，听众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组织会议、带领游行的青年俞秀松，或是凭借一腔热血，尚不知自己未来的道路将走向何方，未来的选择将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带来多大的影响。

而他在杭州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已经展现出其作为一个未来的革命者勇于开拓、敢于承担、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也证明了他的落实能力。

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俞秀松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对立性，不同的阶级是服务于自己阶级的，认为资产阶级并不为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他提出为了追求“生活、幸福和进化”的目的，要达到三个条件，分别是“自由”、“互助”和“劳动”。开始逐渐从通过学生运动表达诉求，转向思考如何通过自己来实现目标。

建党建团 居功至伟

迷茫与探索中，俞秀松也曾经加入过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但现实很快击碎了工读互助团的泡沫，俞秀松明白了一个道理：

改良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无法改造社会的。

1920年初，中国大地上响起了“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成立一个大政党”的呼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俄共（布）远东局的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着手建党问题。

党组织的建设，发展党员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

青年人是思想最活跃，参与社会改造最积极的生力军，同时也是缺少社会经验、急需培养塑造的一个群体，是发展党员重要的预备力量。为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派最年轻的俞秀松领导筹建工作。

8月22日，在上海法租界飞路霞新渔阳里6号的《新青年》编辑部里，俞秀松，施存统等八名团员，组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团员们迅速积极地发动和指导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1921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担任第一书记。

团中央就这样诞生了。

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秘密组织，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在俞秀松的努力下，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党的许多活动也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

俞秀松因工作出色，受邀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从此以后，俞秀松坚定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和团，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传承五四精神

争做时代新文化的传承者

纵观俞秀松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从小农村走向大城市，在失败和挫折中磨砺，逐渐建立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学生成为一个理性思考、奋勇向前的革命者。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要求不谋而合，即“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这是一个不褪色的命题，通过俞秀松，我们能清晰的认识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成长可塑性极强，青年的发展轨迹和发展程度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努力，学界和社会“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这也是青年在成长过程中要树立的健康、成熟的观念的应有之意。

以史为鉴，一百年前的青年榜样栩栩如生，新时代的青年自当砥砺前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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