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是享有盛誉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其生长于1930年代的南洋，时逢战乱和动荡，不得不在中国、南洋和英国等地辗转求学，加之出身中国江南耕读世家的知识分子父母强烈的乡愁情怀，使作者对华人在海外安身立命、“寻找家园”的归属感这一复杂的命题，有曲折的经历和真切的人生经验；成年后，在横跨三大洲几十年的学术与教育生涯中，他与同时代的史学、汉学界重要学者，几乎都有交往；一生挚爱的太太林娉婷更是他领悟“爱”与“家园”的人生伴侣——由此构成的个人与时代的画卷，经由朴素儒雅的笔墨，展现得波澜壮阔，又发人深思。本书是历史学家王赓武亲笔撰述的唯一的回忆录，其在年近九旬之际，回溯上下求索、“长年半游牧”的一生，回忆录兼具丰富的文学与史料价值，笔调平实深厚，谦逊动人，堪称20世纪历史洪流之中一部丰富而独特的生命画卷。

回忆录共两卷。上卷《家园何处是》，王赓武回顾了对他影响至深的父母家世，他在南洋出生，自小接受古典中文教育和正统英文教育。因日军入侵东南亚，他不得不辍学，数年间在街头游荡，以少年人本真的好奇心学会广东话、马来语、客家话、闽南语，并对殖民地错综复杂的“华人性”有了最初的领会。凭藉奇迹般的机缘，他在日本战败前夕重拾学业、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却亲身见证父母谆谆教导的那个故园中国终归于幻灭。然而，青年王赓武对“家园何处是”的困惑与不安在此际渐渐抚平。站在儿时经历为他塑造的“多重世界”交汇处，他“开始感到没有东西能挡在我认识万物的道路上”。

下卷《心安即是家》由王赓武与太太林娉婷合著，述说他们由青年时期在马来亚、英国求学，学成后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治学与生活，在三大洲移动的切身经历，更内在地成就了他对海外华人研究的学术生涯，同时在不确定的时代洪流中，探索并创造家园归宿感，充满了睿智与朴素诚挚的情感。

《王赓武回忆录》（上、下卷）》

上卷《家园何处是》

下卷《心安即是家》

王赓武、林娉婷 著

林纹沛、夏沛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根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想要寻根。成长过程中听了无数家族故事，也在容易留下印象的年纪造访过泰州、南京、上海，我觉得自己所知绰绰有余，无须追根究柢，可是不久就发现自己忘了许多细节，甚至连母亲告诉我的故事都记不清。内人娉婷说起她非常遗憾没有趁她的母亲在世时问问母亲家人的事，听她这么说，我想到该是时候重读王氏家传了。几年前查阅过几位王家人的生平，犹记当年惋惜于不曾读过族谱。家传留下不少空白，因为编纂家传的伯曾祖父只挑选他认为生涯值得记录的家人。我后来在泰州市图书馆找到伯曾祖父的族谱手稿，惊奇地发现宗族规模庞大，族谱收录多达上千个名字。

王家祖先是清源县出身的农民，清源县今已并入山西省省会太原市辖下的清徐县。王家两兄弟在明初1369年应募从军，其中一人在河北省正定的驻军服役，河北省就在山西省东邻；另一人则驻扎在观海卫，靠近浙江省的港口城市宁波。观海卫是设来抵御“倭寇”的海防卫所。

我家所属的北方王家和观海卫（宁波）那支王家失去联系，不过在16世纪末，华南一位王尚文总兵拜访了正定王家。记录显示两支王家恢复了几年联络，后来又再次失联。观海卫的地方研究如今证实当地从军的王家原籍确实是正定。宁波王家十九世纪转向商业投资，发迹致富，但1949年后家道中落。2014年我造访观海卫镇时曾经被带去参观王家家宅，看得出来宅第曾经风光一时。

我们的家族史印证了戎马之劳可以为农家带来社会流动。宁波王家数代从军，之后经商大有斩获，尤其是19世纪宁波和上海开港后获利甚丰。我们北方这支王家比较保守持重，部分王家人通过科举乡试、会试，跻身地方士绅。无法成功向上流动的人可以选择照旧从军或是务农。

现在正定的远亲已更新了王氏族谱。我不久前碰到他们，他们很高兴能听到19世纪迁居江苏的这支王家的发展，也想了解我们这些移民海外的王家人。他们记下我们这支王家的近况，为新族谱加进更多细节。以王武臣为首的编辑团队在2016年12月出版了《正定王氏族谱》，这本族谱截至19世纪的内容大都和泰州市图书馆现存的手稿相同。

▲王赓武

初识娉婷

回想起来，我在马来亚大学的头三年充满了期待和欢笑。我不觉得有什么犹豫彷徨。我读了相当多的英国文学，欣赏古典音乐，写了一些诗，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开始认识马来亚，参加了学生活动。我关注别人提出的关于主权民族国家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仍然与英国文学系维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就是林娉婷，我正在追求的对象。我不久就认为，认识娉婷将会改变我的一生。认识她之后使我更多思考自己的人生前途。虽然我知道从事公职的重要性，但我知道我不适合那样的工作。我喜欢的生活是学习和教书，娉婷也鼓励我向学术界发展。

我们是在我大二那一年相识的。文学给了我想不到的帮助。有几个大一的新生想了解浪漫主义，请我去主持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华兹华斯的诗。以下是娉婷给我们子女讲的故事：

“我第一次注意到赓武，是看到他在华兹华斯讨论会布告牌上的名字。这个“赓”字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名字里见过。我去听讲，是出于好奇，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取了这么奇怪的名字。那是一个帅气的年轻人，谈起诗来颇为自信，也很有深度。这当然给我不错的印象，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我只不过是大一新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那时候已经出版了一本诗歌小册子，是学生会报纸的编辑，又积极参加学生活动。那一年的后几个月，我们才开始见面和聊天。”

其实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听众中那个可爱的姑娘。我们再次相遇是在她帮忙组织的一个晚餐舞会上，接着又在一些社交场合见了面。我记得她说话快速，词锋尖锐。有一次，听到她对叶芝的诗的意见之后，我回去又重新读了一遍。我比娉婷高一年级。我被林必达捧成诗坛新秀之后，在校园里小有文名，但对自己今后的方向仍然茫茫然。娉婷热爱英国文学，驾驭英语的能力比我强得多。她小我三岁，低一年级，所以觉得只能帮我加油。她知道我的中国背景，很好奇我怎么会重新搬回就要独立的新马来亚。

林必达又帮了我一个大忙，尽管当时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决定教我欣赏西方的交响乐。1949年，我回到怡保后的几个月，学会了拉小提琴，但自觉笨手笨脚。我知道林必达收藏了一些交响乐的唱片，便请他放给我听。他选的第一张唱片是西贝柳斯的《芬兰》，告诉我这是关于民族复兴的音乐。他知道我是交响乐的门外汉，便教我如何欣赏。一开始，他就像交响乐队指挥，教我辨识音节中不同乐器的声音。他把《芬兰》重放了好几次，让我欣赏和音与旋律。我就这样开始欣赏别的音乐。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一再重放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林必达对音乐非常熟悉，我问他是否将来要做乐队指挥。他告诉我，他只不过是听力很好，又有极好的记忆力。听完他的唱片，我从此浸淫在西方音乐之中，终身受益。

林必达不知道的是，他还帮助我接近了娉婷。我对音乐是个可怜的乐盲。我的父母亲不懂音乐，我学校里的朋友不玩任何乐器，安德申学校没有任何音乐活动。我只在爱国募款集会上学会了一些中国流行歌曲。在日本占领期间，我听过一些日本军歌，还会哼一下军歌的调子。1948年，我在中央大学的第二年，我每天经过大学的音乐学院，听到学生们弹奏钢琴或小提琴，或练习歌剧的咏叹调，但从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

林必达把我的音乐欣赏能力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使得林娉婷小姐在下一年对我有了好印象；娉婷那时是大一新生，是大学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我衷心感激林必达在音乐方面给我的教育。有了他的帮助，当我开始追求娉婷时，我们就至少是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同好。有一天，娉婷同意跟我一起去看电影《麦克白》。那是个莎士比亚的悲剧，奥逊·威尔斯自导自演，古典作曲家雅克·伊贝尔配乐。我至今认为这是我们从此成为正式校园情侣的时刻。

▲王赓武、林娉婷合影

以下是娉婷关于这件事的回忆：

“我大二那年的十月，在一次学生理事会结束后，赓武邀请我去看正在电影院上映的《麦克白》。那次约会蛮有趣的。首先，那是个悲剧电影，充满着黑暗和死亡。电影由奥逊·威尔斯自己改编、导演和扮演麦克白。看完电影，我们都觉得有点沮丧，于是去了电影院对面的咖啡馆。新加坡那时还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大家只能去坐咖啡馆。赓武那时候留着络腮胡子。你们知道，大多数华人都没有胡子，但赓武例外。他总是开玩笑地说，他的祖先中一定有一些是古代入侵中原的突厥人或匈奴人，年轻的华人中很少有蓄胡子的，所以他往往引人注目。

留胡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在刮胡子时常常割伤自己，所以决定不刮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双刃安全刀片，单刃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会割破皮肤。我们正在喝咖啡，一个高大的锡克人突然气势汹汹地质问赓武，留胡子是不是要嘲笑锡克人。我那时太不懂事，看不出这个锡克人是喝醉了。幸亏赓武处理得当，平静地回答他，甚至请他坐下来说话。我十分害怕，担心他会打我们。第一次约会竟然有这样惊人的结局。赓武后来告诉我，他担心我从此不肯与他约会了！”

娉婷始终热爱文学，但她也理解为什么我会转向历史。我们发现，我们具有共同背景，尽管我们在初遇时并不知道。她在女学生中是个引人注目的美丽女孩，喜欢讨论简·奥斯丁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她还是小提琴手，是著名音乐老师吴顺畴的学生，新加坡青年管弦乐团成员。马来亚大学成立自己的管弦乐团时，她是首席小提琴手，坐在新任化学讲师黄丽松旁边；黄丽松一生热爱小提琴，与我们两人成了好朋友。我们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继他之后担任香港大学的校长。管弦乐团的指挥保罗·阿比斯加格纳登热衷音乐教育，我们很钦佩他。我十分关注古典音乐这种严肃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