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0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推荐了一份“夏季书单”，一共5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讲国家如何应对危机的历史书。

盖茨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本书让他对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前景信心大增。

这本书的书名叫“Upheaval：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文翻译为《剧变：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

你也许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你肯定听说过他写的另外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还被《时代》杂志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非虚构类书籍之一”

那么，这本书里提出的解决国家和个人危机的方案是什么呢？

贾雷德·戴蒙德

“我将继续书写历史，以期当我们想要借鉴历史时能够有据所依。”

两个故事

1942年11月28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灼伤。

波土顿的医疗系统任务艰巨，需要治疗的不仅有那些在大火中遭受身体伤害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其中有遇难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而悲痛欲绝，还有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被大火吞噬，自己在幸存的内疚中輾转反侧。

十点一刻以前，人们如往常地相约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或者是拥抱休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11下，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只残留冰冷的躯体，遇难者的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道。

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他们失去了在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的波士顿人(包括当时只有5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

许多在那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是对于恢复得最好的人而言，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旧的自我也只能“马赛克式”地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这个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我之所以称其为极端，仅仅是因为这场灾难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事实上，这场灾难中受害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引发了另一种危机，导致心理治疗领域亟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

▲波士顿椰林俱乐部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直接经历危机，或者间接地体验亲属或朋友所经历的危机。无论是只有一个受害者的危机，还是导致多达492人丧生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对于受害者而言，它们带来的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举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旅居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的危机之中。

曾经的英国独领风骚，科技水平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一一坐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

不幸的是，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版图范围逐渐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不知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

1956-1961年，这一昔日巨人迎来了紧要关头：它解散了余下的舰队，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揭露了一个屈辱的事实－英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强权了。

我的英国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试图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乡人听。英国民众和政治家关于自己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讨论在种种冲击中愈演愈烈。

60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式”国家，它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通过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和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差异，但它曾享誉世界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再未能恢复如初，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的6个国家之一，仍然在象征性的君主制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还继续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

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

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以上就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经常谈到其中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

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

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

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以上情况下，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却不直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不过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

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界定“自我力量”这个特质很有用。虽然国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但这一概念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个相关概念－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

无独有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在处理危机时选择的自由会受到现实因素的约束，比如育儿的责任和工作的需求。当然，国家选择的自由不受限于这些因素，但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地缘政治的约束或是国家财富的多寡。这种比较还能使那些与个人危机并无相似之处的国家危机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两种危机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国家拥有领导者，显然个人是没有的，因此关于领导者角色的问题会常规性地出现在有关国家危机的讨论中，但不会出现在有关个人危机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究竟是非凡的领导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即“伟人史观”）， 还是说即使换成其他领导者，历史依旧会沿着相似的路径发展？

例如，要是1930年的那场车祸当真使希特勒丧生，二战还会爆发吗？国家拥有个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危机的处理总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能够自行做决定。

国家危机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例如1973年的智利）或和平演变（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的方式解除，而单独的个体不会进行暴力革命。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我发现对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理解国家危机。

解决危机的步骤

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承认危机的存在对个人来说比国家要简单，因为前者只涉及个人对自己是否身陷危机的认识，而无须获得国民的一致认同。

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

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确定危机的边界

很多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表现出两种状态：要么把责任全都推卸出去，也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要么就是把危机发生的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把自己定义成“罪魁祸首”。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因为自责，把出现危机的责任都包揽在自己身上，那很可能就会因为危机带来的压力，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情绪。

来自他国的帮助

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来自他人的帮助无疑是很重要的。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

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国家认同

什么是国家认同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

诚实的自我评估

实际上，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有两个必要的步骤。首先，个人或国家必须拥有准确的认知。但这可能有些难度，因此，导致个人或国家无法成功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信息的缺失，而不是诚实与否的道德问题。其次，个人或国家必须诚实地评估这些认知。可惜的是，但凡对国家或人类稍做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自欺欺人无处不在。

应对国家危机的耐心和经验

比起个人问题，国家问题的处理不适合速战速决，也很难保证能一举成功。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危机往往具有复杂的属性，我们往往需要尝试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个，而这需要我们有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和失败。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心理学家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较为灵活而在其他领域较为刻板，而且每个人灵活或刻板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要受到其童年所受教养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个人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具有百分之百灵活应变能力的国家或者完全不懂变通的国家，在我看来都是很罕见的。

国家核心价值观

常见的是，一个国家的灵活性只表现在特定的情况下：即在某些领域比较灵活，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显得僵化刻板。个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形成的基础，它代表了一个人誓死所坚守的一些东西。对个人而言，核心价值观对于危机的解决既有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同样如此。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贾雷德·戴蒙德 著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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